抛弃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走俄国十月革命昭示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劳动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实现由资产阶级民主观向社会主义民主观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陈独秀在《谈政治》中认为：“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他还指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漠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同年11月7日，他在为《共产党》月刊写作的《短言》（相当于现今的“社论”--作者注）中旗帜鲜明地宣告：“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的一切资产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比之一年半之前他的只有资本主义的“德先生”可以救中国于恶暗的“认定”，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进步和转变！对此，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之一的蔡和森曾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作了由“美国思想”而“俄国思想”的概述：“这个刊物开始时的两个口号为：民主和科学。而这个口号又完全是代表美国的精神，故《新青年》以前也是美国思想宣传机构，但到了仲甫（陈独秀）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是美国的思想变成俄国的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这个形象化的说法是否准确可以研究，但它表述的内涵则在本质上反映了这一转变。
    应该指出的是，俄国十月革命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民主政治领域的第一次实践，毕竟还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局限，尤其是俄国本身与中国差不多的政治国情--封建专制影响历史久远、根深蒂固，要想在革命初期就能预想出比较好的民主政治方案并付诸实施，那是一种历史的维稚。但无论如何，创党先进分子心目中“德先生”的角色转换是他们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组织起一个战斗司令部的重要理性突破。当然，“一大”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任务并没有终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为从体制上解决这一历史课题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新世纪，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我们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生生不息的创新精神，立足国情，放开眼界，脚踏实地，探索求真，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