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毛泽东复电询问”国际对西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的张学良，没有回答“批评”的内容，而只是通知张学良说：“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333页。）紧接着，南京国民政府在12月18日晚和19日白天，通过电台多次广播苏联《真理报》指责、污蔑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社论。显然，张学良对苏联舆论的这一态度，会感到委屈和不满，会感到失望和压力，这种失望和压力应大于他对阎锡山的失望和不满。
    虽然感受到无形的压力，但是张学良仍然相信中共中央会协调西安事变三方与共产国际的关系。12月21日晚8时，毛泽东再电（注：据杨奎松考证，毛泽东在12月20日晚8时曾致电周恩来，并通过周向张学良通报共产国际当天来电的内容，后者似未收到。因此毛泽东第二天晚上再次发出电报。）周恩来、张学良，告知共产国际有关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文中删去了季米特洛夫电第一段内容：“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伤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周恩来、张学良复电，表示收到并赞成国际来电，有论者分析：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中央的关系不是变得不信任，而是更加密切、更加巩固了。（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334页。）
    英美两国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注视事变发展，关注蒋介石的安全，然后两国政府协商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建议。在客观上帮助国民政府主和派为积极、努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一定作用。
    欲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日本，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先是采取“不给与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的推移”（注：《西安事变与国际关系》，［日］《朝日新闻》社1936年12月15日社论。），接着，“以甚深的注意，注视着西安事件本身的全貌，中国全局的动向、张学良军与第三国际乃至中国红军的关系、南京政府的动静等等”。（注：《西安事变与国际关系》，［日］《朝日新闻》社1936年12月15日社论。）12月19日，日本有田外相约见中国大使许世英，问及“蒋鼎文携带张学良所提条件到京，中央政府是否与张妥协……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12月23日，日本首相广田威胁南京国民政府，声称“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注：《驻日大使许世英五次电告》，《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10-211页。）应当说，国民政府主战派宣扬讨伐，进兵陕北，是为了武力救蒋；而日本则希望不仅南京政府军队与张学良、杨虎城军队打起来，由此而引发更大规模的中国内战，破坏抗日力量的统一，日本会更加轻而易举地侵占全中国。
    如果说张学良能够较为平静、乐观地面对国内外舆论，承受住一定的压力的话，那么，张学良面对南京国民政府主战派逼迫，主和派求和而与国民政府的交涉、谈判，则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实质性的问题。
    三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很快出现以何应钦、戴季陶为首的主战派和以宋美龄、孔祥熙为首的主和派。（注：以往史学界观点多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主战派受日本影响，是亲日派；主和派受英美影响，是亲英美派；笔者认为，日本和英美对南京政府的影响是有的，但是否存在亲日派和亲英美派值得研究。蒋介石西安被扣，南京政府迅速出现主战派和主和派，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如果只有一派，反而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了。）从12月12日到17日，在“讨伐”的舆论声中，主战派占了上风。
    先是12月12日深夜，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上，戴季陶、叶楚伧、朱培德与何应钦等，力主对张学良、杨虎城诉诸武力，并认为在蒋介石安危不明的情形下，“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张、杨以弱，则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注：台湾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委会：《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第493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最后做出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的五项决议，明确军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动指挥。（注：台湾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委会：《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第494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
    次日，国民党将领胡宗南、黄杰等178人致电何应钦，请求国民政府明令讨伐。（注：台湾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委会：《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第503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胡宗南等275人还代表全体黄埔生通电威胁张学良，要他及早放蒋回宁，否则他们将血洗西安，以尽“忠孝”。（注：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5日。）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竟不顾命令下发“自动集中部队，经由津浦路开往前线”。（注：台湾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委会：《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第520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