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毛泽东等接见百万红卫兵及群众。第二天，《人民日报》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等同志接见了学生代表并检阅了文化革命大军的游行”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报道在提到林彪时说：“上午七时半，庆祝大会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毛主席和林彪等同志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肩并肩地站在天安门上”。报道在提到刘少奇和邓小平时说：“参加群众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人民日报》还配发了两张接见群众时的照片，一张是毛主席在天安门的单独照片，另一张是毛主席和林彪在接见时鼓掌的照片。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人事安排及会后接见红卫兵的举动，向全世界公开了毛泽东对接班人人选的态度。林彪的秘书向林彪汇报过外电的分析和评论，他报告：“外电普遍注意的是三点：一点是出场领导人名单的排列。首长被排在仅次于毛主席的第二位，我们报道时又称首长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注：1966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的社论。社论说：1966年8月18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百万大军。这是“四个伟大”联用及“亲密战友”专指林彪的首次表述。）外电认为这是表明首长已处于毛主席接班人的地位。外电也很注意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认为他现在开始失宠了。第二点，很注意首长在天安门大会上的讲话，认为这个讲话表明毛主席支持红卫兵造反，也是掀起对毛主席的新的个人崇拜。第三点，注意文化大革命今后的动向。认为中国现已确立毛林体制，决心利用红卫兵，开展一次新的清洗运动。”[16]外电的分析抓住了问题的中心，林彪“已处于”毛主席接班人的地位。
    也许因为邓小平的地位并未下降，所以外电没有突出对邓小平的报道。的确，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在小组会上唯一攻击邓小平的是谢富治，他说邓小平在全国解放后变了”[17]。在全会上只有谢富治一人发言“攻击”邓小平的这一奇特现象，和邓小平在选举常委后由原来的第七位变为第六位的政治态势，非常值得研究。之所以形成这一局面，既有邓小平长期“处在中央领导工作的第一线，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在许多方面提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18]因而得到大多数领导同志的拥护的成分在内，也有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未予改变的原因，也许后者正是造成这一政治态势的决定性因素。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决定由林彪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继续批判刘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认为，刘少奇已实际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险和最大障碍是邓小平，于是将会议批判的矛头指向邓小平。他们不但刻意组织人员批邓，林彪还亲自出马，将邓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19]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毛毛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史实：“‘文革’初期，在毛泽东决定确立林彪为接班人的时候，他还没想彻底去掉邓小平，他曾希望继续用邓，并希望邓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选择。为此，毛泽东曾找邓谈了一次话。父亲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19]（P,37）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毛泽东先是肯定邓小平“是一个懂军事的”，后又要邓“跟林彪搞好关系”；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位置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还上升了一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召开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也只是“继续批判刘少奇”，这些情况说明了毛泽东是要向党内高级干部暗示，他对邓小平的政治前途是有着一定的认识和某种安排的。
    发动“文化大革命”，改变接班人的人选，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结果。“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既表明林彪已实际处于“第一”接班人的位置，又展现出一个邓小平、林彪“搞好关系”的共处局面，毛泽东的谈话表达了他对未来政治格局的设想，“我答应了”表示邓小平充分理解、领会了毛泽东的政治思维。毛泽东、邓小平两人的交流和默契，蕴含着重要的历史内涵，即在未来最重要的人事安排上，他们存有共同点，这种共同点决定着邓小平仍将担负重要的历史角色。否则，就不会涉及、更不会产生“跟林彪搞好关系”的问题。但确立林彪与邓小平搞好关系的政治局面，绝不仅仅只是毛泽东的长远设想，它需要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给予组织安排和组织保障，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选举，恰恰是毛泽东实现组织保证的重要步骤。但林彪“将邓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林彪、邓小平的交流“谈崩了”，则表现出林彪有他自己的主见，毛泽东和林彪在此问题上并不一致。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19]（P,40）这样重要的决定，不经毛泽东的批准是不可想象的。但就在决定后的第六天，1月1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到刘少奇和邓小平，他表示：下次代表大会，他（指王明）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大好。
    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王力进行过一次涉及接班人问题的重要谈话。毛泽东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19]（P,46）
    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需要我们认真地领会和发掘。首先，在毛泽东的认识中，林彪、邓小平符合接班人的条件，这是林彪、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政治生活中最本质的联系。其次，林彪、邓小平不仅客观上具备接班人的条件，两人在主观意识上也会与毛泽东的路线保持一致。其三，林彪、邓小平都要担负最重要的责任，毛泽东并未放弃邓小平，但林彪与邓小平的政治地位，林彪在先邓小平在后。其四，“邓至少是常委”显然不是指现实的状态，因为八大时，邓小平已经是常委，即使八届十一中全会重新选举常委，邓仍然名列第六位，在毛泽东谈话之时，邓小平就是常委。既然“邓至少是常委”不是指过去和现在的政治地位，那么，它显然是在预言未来了。最后，这一谈话还表明，毛泽东在考虑接班人问题时，不仅使用的是八大后培养、明确的接班人或“防风林”成员，就是在接班人的安排上，毛泽东也沿用了历史上安排接班人的方法，即考虑将接班人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区分开，采取“第一”、“第二”或培养“共同担负”一线领导工作人员这一培养“备用”人选、留有回旋余地的方法。其实，“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恰恰表明了毛泽东是考虑要将林彪、邓小平作为一种搭配、组合来实现接班的，“邓至少是常委”不仅预示着这一搭配、组合会伴随着林彪接班，甚至可能意味着这一搭配、组合还将涉及林彪接班以后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