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没有放下民主革命旗帜。而是“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7页。），发动和领导了反袁战争、护国和护法战争。孙中山晚年，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认真总结了辛亥革命以后历次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政策，实行了国共合作，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正当孙中山以新的姿态为实现其革命理想而奋斗的时候，不幸积劳成疾，于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十分珍视辛亥革命及孙中山反袁、护国、护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其一些重要问题重新认识和总结。
    其一，没有认清敌人，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毛泽东认为：认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所谓“过去一切革命”，也包括辛亥革命在内。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这是重大的胜利，但很不彻底。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对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认识不清。孙中山“曾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他幻想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赞成民主共和，结果被袁所欺骗。相当一部分革命党人把辛亥革命看成简单的“排满”，以为赶跑了皇帝，革命就大功告成了。其实，皇帝不过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统治中国的代理人。孙中山在以后的反袁、护国和护法战争中，仍旧在封建军阀中寻找力量，联甲倒乙，依靠南方封建军阀，抗击北洋军阀，结果屡被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等人欺骗。孙中山在遭到一连串失败之后，遇到苏俄和中共，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主张，认识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这是他民主革命思想的重大飞跃。
    毛泽东汲取了辛亥革命以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成果，他在一系列文章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进行分析，从而在理论上阐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他指出，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勾结为恶”，挑动内战，破坏中国和平与统一；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掠夺中国的财富，使中国贫穷落后，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它们是最落后最反动的势力，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经过科学分析，他认定：“帝国主义”和“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是革命的对象。毛泽东对中国民主革命对象的分析和界定，是对孙中山思想的超越和升华。
    其二，忽视民众力量，武装斗争与群众运动脱节，是辛亥革命失败又一重要原因。1923年11月，孙中山在一次国民党改组的会上的回顾说：“吾党历年在国内的奋斗，专用兵力”，屡遭失败。“人民的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此次吾党改组，军事方面“要以人民的心力作基础”，改变过去“单独依靠兵力”的片面性。（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9页。）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逐步纠正辛亥以来忽视工农群众力量的弱点，开始有步骤地向工、农、兵和学生进行宣传发动工作。1924年“五一”节，他给广州工人代表会讲演，号召中国工人团结起来，“学习俄国工人”，“学习辛亥年的革命志士”，“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1～912页。）他在广州农民联欢会、广州农讲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两次演讲中，提出了要组织农民参加国民革命。他说农民是“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我们革命没有基础”（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5页。）。我们要帮助农民“联络起来”，“结成真团体”，“为农民争利益”；“我们要仿效俄国”，“把全国的田土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7页。）他要求农讲所学员，毕业后“到各乡村去联络农民”成立农会。尽管这些认识还带初期性，但却表明了孙中山先生已看到了工农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社会力量，这是辛亥革命以来他认识工农的最新最高水平，也是他制定扶助农工政策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晚年重视工农的宝贵思想。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辛亥革命忽视“联合工农”，因而导致失败的历史教训，极力主张“做工的”和“种田的”联合起来，成立工会、农会，学习俄国“劳农两界”推翻沙皇的经验，打倒中国的压迫者和剥削者，自己解放自己。中共成立不久，毛泽东在《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中，指出劳工会的宗旨除“团结劳动者”，维护自身目前利益外，“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劳工会摆脱辛亥以来“旧式行会”的落后组织形式，按照“代表会议”等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现代工会（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毛泽东经过对工农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周密分析，认定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和“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他说：“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实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提出了“建立农民武装”和“一切权力归农会”的主张，号召农民“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