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研究的角度不同。党史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研究它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和国际关系的实际相结合，提出路线、方针、政策，并通过宪法和法律把它们变成国家的意志，贯彻到国家生活各个方面去的。国史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当然也要涉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它更多地是从国家的角度，研究国家政权机关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组织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
        其次，研究的重点不同。党史对这段历史研究的是中共中央的决策过程（包括重要会议、重大事件及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重要活动等等），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的突出事迹，党的自身建设，以及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国史的研究重点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决策过程（包括重要会议及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重要活动等等），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查机关的大事，全国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的实践活动、突出成就和涌现的模范人物，国家机关的自身建设，以及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经验教训。
        再次，研究的范围不同。党史对这段历史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及历史作用；国史的研究范围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发展及历史作用。简单地说，党史属于专史，而国史属于通史。诚然，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因此，党对国家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党史学在研究建国后这段历史时，也要涉及党以外的事物。但是，国史学除了要研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外，还要研究建国后的政党制度史、政权建设史、机构改革史、法制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教育史、社会史、民族史、国防史、外交史等等，甚至疆域、气候、灾害、人口、婚姻、宗教、民俗、语言等自然环境与人文因素的变化，也都是它的研究范围。而这些内容的大部分，显然是党史研究难以涉及的。
        所以，党史和国史好比两个同心圆，党史是内圈，国史是外圈；党史决定着国史的走向，是国史的核心部分，而国史的范围比党史大得多。现在一些有关党史建国后部分和国史的出版物确实存在内容雷同的现象，其原因在于党史过多地写了本来应由国史去写的内容，国史也过多地写了本来属于党史的内容，并非它们的本质属性使然。这正是我们今后需要通过加强党史和国史两个学科建设来解决的问题，而不应当成为怀疑国史学科存在的理由。
        当然，国史研究也有与党史研究相同的学科特点，那就是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因为国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它不仅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尊严，也涉及党的团结、机密等国家最高利益。因此，国史研究同党史研究一样，都要始终牢牢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其科研工作中重大项目的立项、重要成果的发表都需要经过一定的审批程序；其科研人员都必须把科学性和党性很好地结合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自己，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格遵守《决议》等党中央的有关决定，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坚决执行各项保密规定等等。
        二、开展国史研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开展国史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我只是根据近一年来由于工作关系所接触到的情况，感觉以下几个问题尤其需要注意。
        1.坚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
        党中央最近反复强调要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论断，要根据新的情况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发展，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所以，我们在国史研究中不应当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应当坚持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最新成果。这一讲话对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例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生，或者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陆获得胜利的原因，长期以来存在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生纯属历史的偶然，不过是因为共产国际支持，或共产党人抓住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机会，或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而造成的结果。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个问题上得不到正确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便会迷失方向，从一开始就走上歧路，进入死胡同。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而“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讲话分析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两个80年，告诉我们，160年前，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压迫，中国错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列车，要想摆脱民族和社会的危机，只有另找出路。而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恰好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种另辟新路的历史机遇，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这一机遇，才使中国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成为可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建立，中国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最为深厚的根源。共产国际帮助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打乱了蒋介石“剿共”的部署，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削弱了其反共力量，这些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的过程中起到过一定作用，但它们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共和国产生的根本原因。中国近代历史说明，即使没有那些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迟或早也会成立。这是因为，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其他任何道路都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认清了这一点，也就认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才有可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来研究国史。
        又例如，近些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为了“西化”、“分化”中国，借学术研究之名，在史学领域大做文章，一方面竭力兜售“西方中心论”，另一方面百般丑化中华民族的历史，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而我们中间的个别人，也片面理解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所谓的“事实”材料，纠缠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细枝末节，模糊了历史的本质和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