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独特的思想背景
        从1915年至1920前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更深入，更广泛的现代思想启蒙，它穿越辛亥革命前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学理层面，从实践层面全面推进了大众生活方式的变革创新，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场启蒙运动的产生又是有深刻的思想背景的。
        辛亥革命曾以摧枯拉朽之势铲除了封建帝制，使它所造成的社会变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了封建思想的核心--孔教。同时，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运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学校废止祀孔读经，使千余年被地主阶级捧为偶像而顶礼膜拜的孔子顿失灵光，人们得以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民主精神空前高涨，共和国观念也在人们心中逐步扎下根来。然而，历史发展并不如许多人的意愿，袁世凯充当北京临时大总统后，就玩起了传统的专制政治的把戏，致使一些沉查重新泛起。这时失去昔日风彩的康有为竟说辛亥革命后全国“礼坏乐崩”，在他看来，孔子为中国改制之教主，为创教之神明圣主，孔子之教是“中国之国魂”，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中国人饮食男女，坐作行持，政治教化，矫为顿足，无一不在孔教范围之中。若废弃孔教，则“举国四万万之人，徬徨无所从，行持无所措，怅怅惘惘，不知所之，若惊风骇浪，泛舟于大雾中，迷罔惶惑，不知所往也。”（注：康有为：《复教育部书》，《不忍》第4期。）因此，他对废止祀孔读经，强烈不满，主张尊孔教为国教。同时宣称：一不应禁娼妓；二不应破神道；三不应禁旧历；四不应禁纳妾；五不应拆毁贞节牌坊，决心“冒万死以保旧俗”。这深刻反映了康有为等一批硕学通儒在几千年孔学浸润之下凝结而成的顽固社会心理。而北洋军阀和官僚黎元洪、冯国璋、张勋等人则攻击说：民国初年“民德日益堕落，人心日益险诈，党争日益激烈，伦理日益紊乱、纪纲全坏，时事愈危”。他们惊呼：长此以往，人类不是灭亡，就是“相率而为禽兽”（注：侯宜杰：《袁世凯一生》（修订本），〔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9页。）。刹那间，孔教会、宗圣会、孔道会等尊孔组织相继成立，他们利用人们对民初混乱局势的失望情绪，试图要人们相信，中国欲得救，只有靠重封建礼教的权威，恢复君主制。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还明令全国各地举行祀孔典礼，并亲率文武百官到北京孔庙，举行祀孔活动。次年，教育部将《孟子》列入初等小学科目，将《论语》列入高等小学科目。接着袁世凯又闹出了复辟帝制的历史丑剧。正如鲁迅后来指出：“从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注：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讯全集》（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7页。）在袁死后，北洋军阀群龙无首，混战不己，致使国家在政治上处于分崩离析之中，缺乏有效的政治整合，严重妨碍了辛亥革命后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此混乱动荡的政治时期，北洋军阀除了政治上继续封建的专制统治外，在文化上便是竭力提倡尊孔读经，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借以维护和巩固军阀的反动统治。这些都与辛亥革命的民主精神相悖甚远。对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自序》中曾怀着痛苦的心情回忆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注：《孙中山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版，第116页。）
        面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动荡，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开始严肃地重新思考国家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寻求抢救国家颓废、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出路。他们认为，虽然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不甘沉沦的有识之士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救国方案，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变革社会的实践，但人民独立富强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主持或指导改革的人没有把握现代化的本质。洋务派将“船坚炮利”或工业化看作富强之本；维新派认为是“君主立宪”；革命派则归之于民族独立和共和政治；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学第一人严复对西方文明感到幻灭，又提出了复兴传统，回归孔孟的主张。所有这些虽反映了现代化某一方面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们却没有触及现代化的深层结构。对此，鲁迅指出：欧美之所以在近代崛起，走上富强之路，不仅在于工业的进步或者民主政权的建立，首先是因为解决了人的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就是从人的启蒙、人的解放而起的（注：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57页。）。与之相比，中国以往的社会变革由于缺乏人的现代化，致使国民心态依然停留在古代。多数国民对现代化漠不关心、缺乏必要的参与意识。他们或者采取旁观态度，以为现代化是他人的事情，与己无关；或者期待着圣君贤相的出世，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因而他们“口里虽然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有君主专制臭味。”（注：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缺少民众的自觉参与，弱小的社会变革者往往孤掌难鸣，难以同强大的封建守旧势力相抗衡，即使少数人强行移植西方行之有效的先进科技和民主政体，也是在国民素质低下的壁障前碰得头破血流。其后果，不是变革措施变形失真，就是帝制复活，仅有的现代化成果付诸东流。因此，要救国必须首先扫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愚味，进行文化的转型和对文化创造主体的提高，否则民主政治不能进行，现代化也遥遥无期。基于这一认识，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开始，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启蒙思想家以“民主”与“科学”为武器向根深蒂固的封建旧思想、旧道德、旧礼教、旧文化发起了猛烈冲击，以促使国民价值准则和伦理道德观念的更新，从而掀起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制度层面推进到了观念文化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