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分散主义”，原本是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即地方分散和削弱中央统一领导、各自为政、地方主义等错误倾向。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前夕，曾在党内、军内进行过一次坚决反对“分散主义”的斗争。1948年上半年，解放战争已转入战略反攻，新形势迫切要求中共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但是，在长期战争中，各根据地因受敌人的包围、封锁，被分割成许多分散的独立单位，所面临的敌情和政治经济条件不同，因此长期以来中央给各根据地较多的自主权。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两方面结果：一方面，各根据地得以在艰苦复杂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发展壮大；另一方面，也在党和军队内形成较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完成了全党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空前的统一，中央权威得到加强，为消除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提供了条件。随着战略反攻的开始，以往过于放权地方的方针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成了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在党内明确提出这一问题，较早见于1948年4月给许世友的电报。电文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更大的统一。总之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1]（P101）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一、欲夺取全国胜利，必须先集中权力于中央；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又须首先在全国“几大区域内”完成政治、军事、经济和行政上的统一；三、在以上前提下，中央再考虑授权于中央委托的各中央局，对全国各地分区域进行直接领导。
        根据以上方针，中共中央在1948年夏至1949年初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首先完成几大区域内党和军队的统一。抗战胜利前后，中央已在西北、东北和华东几个大区分别建立了统一的中央局。1948年5月，又合并晋鲁豫和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两区党、军系统，组成华北局和华北军区。另建中原解放区，成立中原局和中原军区。[1]（P121）各中央局的建立，标志着这几大区域党的统一工作基本完成。11月1日，又划全国为西北、东北、华东、华北和中原五大军区，与各中央局同级并受其领导。[1]（P382）军队统一工作也基本完成。
        二、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7月26日，毛泽东发出党内指示，命令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彻底消灭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正确态度，彻底纠正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2]（P327）8月14日，毛泽东又批评军内对于重大事项，“事前既不请示，事后又不报告，仍然将自己所指挥的野战兵团或军区机关部队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对于中央发动党内反对这种无纪律状态的危险倾向，仍然没有认真检讨和反省。”毛泽东指示各兵团及军区负责人：“在战争第三年内，我们将要求你们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2]（P335）次日，他批评林彪，指出林在中央规定请示报告制度六个月以来，仍未向中央作出综合报告。[2]（P853）8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中加写了一段话，要求各地党报不得在宣传中将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前委会与中央并列：“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在发出自己的决议、指示、命令和训令时，亦必须注意到此点，不得将自己和中央相并列，甚或向党内军内将自己造成高于中央的影响。”[2]（P339）
        三、具体划定中央与地方权限。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规定下述权力完全收归中央：
        （一）决定并公布党的对内对外总政策方针，及全国性的各种具体政策方针。其中包括：军队建设、作战及军事政策；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及工运政策；国家和政权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司法政策；俘虏政策；对国民党政府机关、经济机关、官办企业的处理方针；对反动党团和特务机关的处理方针。
        （二）决定并公布全国解放区党政军及民运工作、少数民族及华侨工作及国际活动的基本方针和任务。
        （三）各解放区党政军组织系统的建立。
        （四）有关统一施行的各种重要条例法规的决定。如：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及各级政府的组织法规；劳动、刑事、民事、土地、征税法规；婚姻、政治工作、军队等级制度、党委会工作条例。
        （五）涉及两区及两区以上的事务。
        将绝大部分权力集中于中央后，地方须事先请示中央经批准才能公布和执行的决定权仅有：各解放区全年工作任务；代表会议；重要干部会议；全区人民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方针。[1]（P344）这些严格的集权措施，为中共集中全力夺取战争胜利、建立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集权目的基本达到后，1949年开始，中共又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和要求，考虑是否在经济等工作中向地方授权问题。
        1949年1月6日，中共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本年内必须召开新政协，成立中央政府。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共将面临建国后经济恢复等一系列艰巨任务，在中央加强集中领导后应否授权地方，中央与地方权力如何划分，是会议重要议题之一。周恩来明确主张应向地方放权，主张集权与分权要适当，认为在过渡时期，不要做得太急。他还就经济工作中具体划分中央与地方权力问题提出：预决算大体统一规定，各区提来，中央审核；银行发行权要统一，以便统一管理军费、供应和统一物价；兵工厂统一计划统一分配；军需生产统一计划，分担任务；铁路提前集权，由中央管。至于出口贸易，只统一计划，业务由各区分担；各区之间的相互贸易，中央不过问。[3]（P741）刘少奇也同意适当分权，提出：关于生产和经营的统一问题，由于中国太大，中央着重于统一规划，统一领导，要由地方来管理和经营；有些可能统一经营的，管理也要由地方去做。
        3月5日，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周恩来进一步就集权与分权问题做了系统发言，明确提出“中国区域性客观存在”和“地区分权”的观点，指出：现在我们正处于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走向完全打倒国民党的过渡时期，正在由分散到统一。这不是几个月而是要几年才能走完的。过渡时期是特点，我们要抓住这一特点，不然会犯错误。由于地区的不平衡，因而又产生了区域性的问题，分权的问题。中国不是联邦，但是带区域性的。这么大的中国，如果过分强调集中，会办不好事。所以在组织形式上不能一下子都集权，一定要授权地方，才能发挥积极性。但中央必须成为掌握政策的司令部。根据过渡时期的特点，统一的方针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向统一。[3]（P744）会后，刘少奇也对民主党派负责人谈到：中国地方很大，很多事有地方性，需要分别处理，如果不可能或者不需要统一的硬统在一起，事情就会搞糟。[4]（P213）
        七届二中全会采纳了周恩来等人的意见，3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提出“在中央领导之下的区域制”方针，强调在经济和后勤工作中必须授权地方，分区经营。文件指出：“在走向全国胜利的过渡时期中，由于中国地方广大，经济落后，农业与手工业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近代工业仅占百分之十左右，又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战区与非战区，新区与老区，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有很大的区别，而中心环节是人民解放军不久即会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但尚须两年至三年时间，才能占领全中国。因此，在中央领导之下的区域制，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成为必要。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的统一问题，应该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在可能与必须的条件下，有重点地、有步聚地走向统一。对于新区的领导机关，应该给予较大的机动权。”文件对中央与地方经济工作的权限作了分工，对各地区货币发行权限、财政收支的审核、各种税收管理、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工业、交通、邮电、兵工生产等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1]（P609）“中央领导下的区域制”，为不久建立大行政区打下基础。
        1949年8月2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四次常委会。毛泽东就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问题作了说明，指出：历来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问题，只有我们能解释。对于必须集中的尽量集中，必须抓紧的要抓紧，例如对司徒雷登的外交问题。有人说我们只管政策不管事务。事务是管不胜管，而政策问题是关系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的。我们是抓紧大的人事、大的政策。我们要有些集中有些不集中才能搞好，所以有些地方要给地方以监督之权。鉴于蒋介石集权，我们是又集中又不集中，需要集中的则要集中。[2]（P559）毛泽东在此对集权与分权的原则界定是：大的政策和人事，以及重要事务如外交等权力，必须集中由中央领导，不可分权。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说“有些地方要给地方以监督之权”，其实并非要完全放权地方，而是指应设立如大行政区一类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构。可见他在集权与分权问题上，仍侧重于“必须集中的尽量集中，必须抓紧的要抓紧”，这与周恩来、刘少奇强调“中央必须授权地方”，对地方“应该给予较大的机动权”等分权主张，一开始便存在微妙差别。
        以上是中共反“分散主义”的由来。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再次发动反“分散主义”运动，是因为他认为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中出现了脱离党中央领导的错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