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关于“纪传例”。范晔“自序”又称：
    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这里提到了“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的问题。关于《后汉书》的“纪传例”问题，前人少有论及。值得注意的是，在“举其大略”的前后，包含着“诸细意甚多”，再次突出了“以意为主”的思想。现在我们只有从《后汉书》纪传本身及其序、论去探讨范晔所谓“诸细意甚多”了。刘知几在论及序例问题时，批评范晔改变了《史纪》、《汉书》的传统，他说：
    爰自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炫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于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书独无，世之作者，以为耻愧。故上自《晋》、《宋》，下及《陈》、《隋》，每书必序，课成其数。盖为史之道，以古传今，古既有之，今何为者？[4]（《序例》）
    刘知几的这个批评是不对的。他在《史通·序例》篇起首就指出：“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既然如此，不同时代的作者，必然有其不完全同于古人或前人之“意”，若无“序”则难以明其“意”，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可见刘知几此处所论，不无自相矛盾之嫌。范晔的“诸细意甚多”应是《后汉书》研究者所应当特别关注的。
    其三，关于作史的目的。范晔“自序”还写道：
    欲遍作诸志，《前汉》（按指班固《汉书》--引者）所有者悉今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
    显然，就卷内发论，以正是失，是范晔作志之意，也是他作《后汉书》之意；他说“意复未果”，指作志的目的没有达到，乃引为憾事。刘昭对他的遗憾深为理解，故在《后汉书注补志序》中对此强调指出：“书虽未明，其大旨也”。可以认为，刘昭对《后汉书》所做的“注补”之举，的确是深得范晔作志之意。惟其如此，刘昭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了难能可贵的一页。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八志的结合，不仅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也使东汉历史撰述得以成为完璧。
    还需要指出的是，范晔所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上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亦有其来龙去脉。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后论中讲到他对有关黄帝的文献抉择去取时，有这样几句话：“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这里，司马迁十分强调“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重要。这个“意”的核心即史家作史之旨趣。范晔所谓“以意为主”，当与此相近。清人章学诚谈到别人以其与刘知几相比喻时，他不赞成这一比喻，认为：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史馆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6]（《家书二》）。
    章学诚说的“盖有天授”，实是指他在史学方面所具有的天分和气质，或指悟性与创造性。他说的“史意”，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对历史的内在本质及其演变的轨迹的认识，二是指史家为史之意即作史的目的。一般说来，刘知几重在讨论“史法”，章学诚重在讨论“史意”；但若谓“截然两途，不相入也”，就把事物看得绝对化了。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也曾引用过司马迁的话，用以表明自己的史学思想。他这样写道：
    太史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当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与论作述之涵及旨哉！[6]（《答客问上》）
    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所谓“心知其意”的“意”、“知意之人”的“意”，同“作述之旨”的关系了。
    讨论至此，回过头来再看范晔说的“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史学思想的内涵及其理论价值，就不难理解了。
    二、关于“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
    范晔撰《后汉书》，计划中应有十志，后因获罪而未果。李贤等注《后汉书》曾谓：
    沈约《谢俨传》：“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晔败，番腊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阙”[7]（《皇后纪下》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