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还进一步提出了反帝斗争的策略和方法，即反帝不能只靠少数人去反，必须发动全国人民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才能克敌制胜。他说：“只要我全国皆兵”，四万万人“合成”一股力量，无论怎样强大的敌人也能战而胜之；他还认为，要战胜敌人必须学习敌人的长处，“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不学，断不能报”。[6]（P84）
        毋庸置疑，反清民主革命思想也是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两书的重要内容。他尖锐地指出，清政府早已沦为“洋人的朝廷”，成了外国侵略者的“守土官长”。他说：“你道今日中国还是满洲政府的吗？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洲政府就立刻奉行”。“你看满洲的政府，只图苟全一己，不顾汉人永世翻不得身，件件依了洋人的，你道可恨不可恨！”[6]（P31）两书出版后，在城乡广为流传，军学各界为之轰动，有的学堂将其“备作课本传习”，学生读之“如同着迷”，“时以偷看《猛回头》为乐”；士兵读之“即奉为至宝”，革命派在新军中的代表，甚至以此为政治教材，士兵退伍，“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5]（P130）两书再版10余次，仍然供不应求。
        需要指出，另一部宣传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的带政论性的著作是黄藻所编的《黄帝魂》，该书辑录清末报刊中有关反清革命论著而成，比较重要的有《国民报》之《亡国论》、《中国灭亡论》、《正仇满论》，《开智录》之《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苏报》之《驳〈革命驳议〉》、《释仇满》，《国民日日报》之《黄帝纪年说》、《王船山史说申议》，黄藻自著之作品有：《过金陵》、《燕京游记》（即《义和团与中国谱系》）。全书凡45篇，成为1903年“综合舆论、画龙点睛”、“鼓吹高潮中典型著述之一”[1]（P183）。
        除上述著作外，还不能不提到一批颇具影响的翻译家及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武陵县人赵必振及其译著。赵于1902年在上海广智书局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幸德秋水所著《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该书主张用“世界的大革命运动”，“变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亡其野蛮的帝国主义”；同年又翻译出版了幸德秋水的另一部著作《广长舌》，阐述社会主义学说；翌年，他还翻译出版了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该书介绍了马克思著的《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称颂马克思“为一代之伟人”。在此前后，他翻译的著作还有：《日本维新慷慨史》、《日本人权发达史》、《日本维新英雄儿女奇遇记》、《世界十二女杰》、《东亚将来大势论》、《扬子江流域大势论》、《阿拉伯史》、《土耳其史》、《巴比伦史》、《希腊史》、《罗马史》等10余部著作，成为我国较早分析批判帝国主义和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想的著名翻译家，尽管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
        还应该提及的是，1902年底由黄兴、蔡锷、杨毓麟、张孝准、魏肇文、许直等创办的湖南编译社，在介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宣传民族主义革命思潮方面，厥功甚伟。20世纪初年这一大批湘籍志士的译著，如果从整体上考察，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方面，较诸启蒙大师严复都有所前进，诚如章开沅教授正确指出的那样，湘籍志士“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对于民族主义和民主学说的传播，以及对于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介绍，都已经把严复远远地抛在后面了”[7]（P7）。
        在1903年前后的众多译者中，还有一位长沙人章士钊，他出于对孙中山领袖素质和品格的推崇，将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所撰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加以节译，改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据章氏回忆：由于章当时日语水平不高，贸然将孙中山的日本姓“中山”缀于孙姓之下，错译成“孙中山”，“连篇记载，大抵如此称谓，自信不疑”，“习惯自然”，“终无与易”，“久而久之，从不见有人提出问题”，孙中山“亦闻而默认”[1]（P207），孙中山的名字就这样流传天下！章士钊在该书《序言》中称孙中山为“近今谈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大声疾呼“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秦力山亦为该书作序，推崇孙中山为“天诱其衷，天锡之勇者”[8]（P91）。此书出版后，“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1]（P208）这部书是当时国内第一部介绍孙中山的著作，它的出版，对于人们全面了解、重新认识孙中山确曾起过重要作用。完全可以说，以1903年《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的出版为契机，孙中山初步确立了他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领袖地位，从而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创立准备了重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影响力亦不亚于同时代的其他革命读物，其功亦不可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