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共八大虽然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做出了结论，但大会主题报告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大会议程中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过讨论，因此，八大作出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显得比较粗糙，它在形成之初就未达到统一的认识
        在建国以后的历史上，中共八大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里程碑。大会的任务在毛泽东所致的开幕词里讲得很明确：“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2]揭示这个任务，是向全党、全国和全世界传递一个信息，党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
        一般地说，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思想上是清楚的。这本是生产关系变革之后的必然要求，也是正确的抉择。八大以后，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得到充分强调。1957年初，毛泽东一路考察，讲了很多话，中心是讲建设。3月20日，他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讲：“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现在这个时期，有些问题需要答复”，“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干了个阶级斗争”，“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时期，由阶级斗争到了向自然界作斗争。要改善生活，要搞建设，就要向自然界作斗争”，“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四十年，这么说，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工作重心转移的意思十分明确。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这么明确，为什么中共八大以后却走上了重视政治斗争，并最后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偏路？我们以为，问题还是出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上。由于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阐述十分单薄，分量不够，使人们对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理解缺乏充分被接受的根据。
        主要矛盾是和主要任务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矛盾是决定主要任务的依据。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之所以要转移党的工作重心，就是因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有明确的认识，首先必须深刻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诚然，中共八大确实明确指出了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但是，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并没有展开讨论和说明。从八大政治报告和决议来看，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不仅简单，而且甚至有点草率。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明确提出1956年下半年召开中共八大。虽然八大的筹备工作早就着手进行了，但是，无论是会前的宣传还是作为大会最有分量的文件的政治报告，都没有把主要矛盾这一最重要的理论问题突出出来，结果代表们也不可能在大会上集中深入地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八大的政治报告从1955年5月开始准备，到八大开幕前还在紧张修改。其间毛泽东、刘少奇等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调查，修改稿达80多份。政治报告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共分6部分，主题也是围绕经济建设问题展开的，其中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部分是最长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在这一部分中，报告总结了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历史经验，指出了改造完成以后的总任务，但是并没有深入阐述作为主要任务依据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没有指出改造完成以后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政治报告中的另外几部分也均未涉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大会的其他报告和大会发言都没有把这个问题突出出来。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缺憾。
        关于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明确提出是在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起草过程中。1956年9月24日薄一波在华北代表团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把主要矛盾突出一下，现在主要是先进与落后”[3]。这时离八大闭幕还有三天。同一天，决议的第三稿加进了主要矛盾的内容，表述为“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26日写出了第四稿，各代表团讨论时，西南代表团对主要矛盾的表述提出了异议，认为就现实来说是对的，但从理论上来说今后还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当天，起草委员会根据讨论意见对决议草案作了修改，主要矛盾改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实际之间的矛盾，就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这种落后状况之间的矛盾”。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审阅完稿子已是27日凌晨2点钟，他只是在稿子的第二部分“关于经济建设”第六条的一句话中加了几个字，并在稿子上批示：“即送胡乔木同志，照此付印，付翻译。”胡乔木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根据胡乔木提供的情况，似乎陈伯达也修改过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他在回忆田家英的一篇文章里曾提到：“陈（按指陈伯达--引者）在主席面前从不敢说任何不同意见，有什么问题也都尽量让我们说。这里也有两个例外：第一，一九五六年，他在八大决议中塞进了一句：‘我国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事后大受指责……”[4]大会表决前有没有再报告毛泽东？因无从查找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陈伯达很可能是在决议草案已付表决、无法挽回的情况下才大受毛泽东的指责的，只有作这样的理解，胡乔木所说的“事后大受指责”才讲得通。这也说明毛泽东一开始就对八大主要矛盾论断的第三句话有不同意见，尽管27日下午2点召开的闭幕会上该决议被一致通过，但决不能说明关于主要矛盾问题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代表都形成了统一的认识。
        可见，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结论是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写入决议的。决议经过多人之手，修改反复也较大。如果这是经过认真讨论、集思广益、字斟句酌的话，这样的修改当然是慎重的、科学的和负责的。但从上述情况看却并不是这样一回事。特别是陈伯达加上的那句话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也容易引起争议。毛泽东在八大后不久便开始公开批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不准确，不完善，是事出有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