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封建说是周谷城先生在该书中对中国古史分期的见解。古史分期是近代史家们研究历史无法回避的问题，几乎每个治史大家都对这个问题作出过回答，对历史分期看法的不同，实际上代表了其根本历史观的不同，是人们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国通史》中，周谷城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新莽9年，从而首创了我国古代历史分期中的东汉封建说。后来，他又专门写有《中国奴隶社会论》、《封建长期，似乎不长》、《再谈对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看法》等文章，进一步论证了自己对东汉封建说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古史分期应从世界史角度来考虑，根据全局决定部分的道理，同一系列的世界各国在分期上应有共同点，作为世界的一员，中国也不应例外，因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应是在公元二世纪下半期最为稳妥。对古史分期的划分，是基于他对宏观历史的把握，通过对中外历史分期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绝不是简单地照抄外国模式，生搬硬套，因而能自成一家之言。
    《中国通史》刚出版，周谷城先生就因这本书有“马克思主义嫌疑”而被停教中国史，改教世界史和世界史学史。在“很想深入研究世界史，并且认为研究中国史而不研究世界史是很不方便的”（注：周谷城：《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见《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思想引导下，周谷城先生以此为契机，又在世界史领域披荆斩棘，开拓前进，于1949年撰成《世界通史》（三册，第四册因种种原因未完成）。自近代以来，虽然中国通史著作层出不穷，但对世界史领域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当时大中学校世界史课程全是使用欧美教材，这些教材无一例外都是按“欧洲中心论”原则编写，至于学术界，有关世界史的著作更是寥若晨星，就连有关世界史方面的译著也少得可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谷城先生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实现了零的突破，填补了空白。周氏《世界通史》成为解放前我国唯一的一部世界通史著作。
    《世界通史》的编撰、出版，表明周谷城先生已初步形成了自己关于世界通史的体系。
    首先，《世界通史》在编撰结构上有了新的突破，他力图摆脱传统世界史为国别史之总和的旧框架，而从历史的全局出发，处理好全局与部分的关系，突出世界历史在发展中各部分的“日趋联系”，综合鸟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部，以再现客观的历史整体。
    周谷城先生在教授世界史的时候，就感到当时世界通史著作多是单纯堆砌零碎的历史事件，有如百科全书，如果按图索骥，作为寻找个别历史事实的资料倒很方便，但要了解世界全局或统一整体就不容易了，缺乏有机组织和统一整体感。于是便决心写一部能够反映客观存在的统一整体性的历史，他又将历史完形论运用于《世界通史》，从全局角度，“不从单一的角度写起，而且要着眼全局或统一整体，从有文化的或文化较高的许多古文化区同时写起”（注：周谷城：《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见《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且在分头并述的过程中，不忘世界各地的相互关联，从而揭示出人类历史从地区间的交流而发展到世界联为一体的过程，将本来看似孤立的历史事件组成一个有机整体，避免了以往世界史乃分国史之和的弊病，这一编写结构正确地把握了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让人们了解了人类社会全局发展的概况。
    其次，反对把欧洲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中心。周谷城先生是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先驱。他的《世界通史》也确实在力图打破欧洲史家一直遵从的“欧洲中心论”的思想。以前的世界史学者，写世界史时常常是“从埃及开始，接着便是希腊、罗马，称之为古典时代。古典时代以后，便是基督教，这样的做法便是欧洲中心论”（注：周谷城：《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见《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他们总是单线条从欧洲角度来写世界史，把别的地区作为西方的附庸，这是不符合客观历史的，也是错误的。在历史进程中，亚非拉也曾一度成为古代文明的发达地区，欧洲并非一直是世界史的中心所在，它只不过在近代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以后，才成为世界发展的重心。因而，周谷城先生极力反对欧洲中心论，从全局着眼，多角度分头并述。第一册中列举了六个古文化区，兼及亚非美欧；第二册依然客观地叙述了十五世纪前亚非欧三洲之间的往还，即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交往，三洲并重。周谷城先生反对欧洲中心论，并不等于抹煞世界某一时期、某一区域的重心地位，不是简单地平均叙述，而是坚持多元格局的重点论，于是第三册中强调欧洲的中心地位，这正表明作者治学严谨，客观公正的态度。
    周谷城先生所构建的世界史体系颇有新意和特色，因此问世后就引起了我国史学界的反响。6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自建国以来首次关于世界史体系的大讨论，周谷城先生在这场讨论中一直起中坚作用。他先后发表了《史学上的全局观念》、《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一评〈世界史简易丛编〉》、《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等多篇文章，这些都是作者多年治史之心得，也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概括，很有启发性。
    周谷城先生不仅以完形的眼光观察历史，而且以独特的视角剖析政治。
    周谷城先生一生治学博大精深，著作等身。他曾想写史学五书，虽最终未能实现这一宏愿，不过社会史、通史、政治史均贡献给世人。1940年，他的《中国政治史》出版。周谷城先生治史门径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从他对政治史的研究中亦可略窥一斑。他认为以前治政治史的学者大多注重从朝代的理乱兴衰处着手，其实，理乱兴衰只不过是政治现象，如果对这些一治一乱的表象再进行挖掘，便可发现“这些政治现象实为各种社会势力所造成”，是不同社会势力、阶层、阶级之间力量的兴衰、升降、倾轧、失衡而导致的治乱兴衰的历史事实。“故善为政者，应该洞明每一时代支配政治的主要社会势力”，不应把目光停留在历朝治乱兴衰的表面上。他在《中国政治史》一书中，就是着重从各个时期各阶级社会力量的活动及其影响，来揭示几千年来中国政治史的动态。他自己对此研究方法有恰当的评价：“在中国实为初创，即使在欧美各国也不多见”（注：周谷城：《中国政治史》·弁言，中华书局1982年版。）。这正反映了他的高明之处，因而给后代学人治政治史很大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