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不仅是历代王朝得以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用来调节社会平 衡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而就调节社会平衡来说，明代的徭役较之赋税显得 更有力度，其原因不外有二：首先，徭役负担往往比赋税负担重，（注：参见王毓铨《莱芜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7-368页。）故其对整个社会的影 响也就更大。其次，赋税负担一般较固定，伸缩性因而也相对较小；而徭役负担则恰好相反 ，这是因为徭役的对象是丁口和资产，其生老病死、增殖衰落比之土地更难稽察；而且常役 之外又有临时编派的散役，就是常役所需人力物力也显现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 定性也就为明王朝有目的性和有倾向性地对社会贫富实施调节提供了方便之门。
        与前代相比，明初的徭役制度并没有大的不同，即都是以丁为单位，“验丁粮多寡，资产 厚薄”定差役的轻重；但同时，基于我们业已分析的原因，明初徭役制度也因此显现了明显 的倾向性，即集中突出了“右贫抑富”的时代特征。洪武元年，朱元璋命中书省臣议役法， 曰：“立国之初，经营兴作，必资民力，恐役及贫民。”（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六。）“恐役及贫民”因此成为明初 役法的基本精神。为确保这一精神真正得以贯彻落实，朱元璋此后又曾多次予以强调，如洪 武 五年，朱元璋就驿传重繁一事“谕省臣曰：……元之末政，宽者失之纵，猛者失之暴，观其 驿传一事，尽百姓之力而苦劳之，此与驭马者何异？自今马夫，必以粮富丁多者充之，有司 务加存抚，有非法扰害者，罪之。”（注：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又如洪武十七年，朱元璋“谕户部臣曰：……一 里之内，贫富异等，牧民之官，苟非其人，则赋役不拘，而贫弱者受害。尔户部其以朕意谕 各州县官，凡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赋役均，则民无怨嗟矣。有不 奉行役民，致贫富不均者，罪之。”（注：《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三。）朱元璋的这些指令及其相应的政治意图在具体的役 法实际中到底落实了多少，对此，历来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由朱元璋亲自参与 制定并督促实施的明初役法对造就明中叶以前社会风气的崇俭黜奢无疑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就这点而言，朱元璋的努力显然是成功的。下面，我们拟就这一问题分明初与明中期两 个阶段具体展开讨论。
        二、粮长制度与明初社会风气的转变
        要了解明初役法到底是怎样影响社会风气的，明代的粮长制度从一个侧面给我们提供了答 案。明代的粮长可以说是朱元璋专为殷实大户设立的役目，尽管在不同时期粮长对于众多殷 实大户来说意味不尽相同，但就其促成社会导向俭朴这点而言却是相同的。洪武之世，正当 有明建国之初，社会处于大调整时期，这就使得整个社会洋溢着很浓的政治氛围，民众因而 对政治也特别敏感，相应地，政治热情也较高。而朱元璋对富民素有成见，这已经不是什么 秘密，故相形之下，富民较一般平民而言对政治的敏感度显得更高，对新王朝多所顾忌。在 这种情况下，朱元璋以富民充当粮长，从政府方面来说，首先：它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国家赋 税的催征、经收和解运等繁重而棘手的问题；其次：让富民承担诸如粮长之类的重役可以使 他们体味生活的艰难，了解生活的另一面，帮助他们革除积年养成的骄佚之习；复次： 让富民充当半官半民性质的粮长，这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激励，亦即通过让素有奸猾之声的富 民充当民众的精神楷模以促其自励自新。如此看来，朱元璋创设粮长制度，真可谓“良有深 意”。（注：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下；转自谢国桢前揭书，第148页。）从富民方面来说，充当粮长尽管要付出很多艰辛，并且还要承担一定的经济风险 和经济负担，但这却是他们改变自己的社会形象乃至获取政治声望的良好机会。由于上述原 因，粮长制度在朱元璋时代变成了政府与富民之间加强勾通、消除成见的重要途径，尽管各 自的目的不尽相同，但双方都对粮长显现了超乎寻常的热情。比如，对于那些如期如数将税 粮解运到京的粮长，朱元璋往往要亲自召见，且优礼有加，洪武十四年二月，仅浙江、江西 两省输粮至京的粮长就有1325人，“将还，上召至廷，谕劳之，赐钞为道里费。”（注：《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五。）尽管 所赐“道里费”只具象征意义，但它却给众富民以极大荣誉。而上海富民陈秀的经历则更被 传为时代佳话：时陈秀一路辛劳，运粮至京，“手足胼胝，（上）呼为‘好百姓’，给帖一道 ，内云‘有此帖者，即我良民’。”（注：同治《上海县志》卷二三。）陈秀费尽千辛万苦终于为自己赢得了作为新王朝“ 良民”的认可（显然，这种认可对朱元璋时代的富民来说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不仅使陈秀 打消了先前的顾虑，而且还获得了足以夸耀乡里的资本。有些富民还因为充当粮长而被朱元 璋破格录用为官，甚至擢升七卿。浦江郑氏家族，多人由粮长入仕，其中郑沂，更是“自白 衣擢礼部尚书。”（注：《明史》卷九六，《郑濂传》。）一时间，众富民踊跃争先，竟出现抢充粮长这种明代历史上难得一风 的景象：“殷实户充粮长，……部输入京，往往得召见，一语称旨，辄复拜官。当时父兄之 训其子弟，以能充粮长者为贤，而不慕科第之荣，盖有累世相承不易者。”（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二，《苏松》。）
        应该说，明初富民对粮长所投诸的巨大热情正是朱元璋所希望看到的，这不仅是因为国家 税粮的征缴从此有了较可靠的保障，而且其政治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表明新王朝的政治威 望已经大大提高，并由此造就了一种与朱元璋的政治理想相适应的社会风气。朱元璋的这一 努力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元朝末年，由于政治废驰，国家混乱，江南富民普遍在政治 上缺乏应有的热情和追求，他们往往漠视政府、藐视尊严、缺乏约束，继而雄据地方，追求 一种富乐人生的奢侈生活，进而形成社会风气：
        胜国时，法网疏阔，征税极微。吾松僻处海上，颇称乐土。富民以豪奢相尚，云肩通裹之 衣 ，足穿嵌金皂靴。而宫室用度，往往逾制。一家雄据一乡，小民慑服，称为野皇帝，其坟 至今称为某王坟茔。名士逸民，都无心于仕进，终元之世，江南登进士者，止十九人而已。（注：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卷七，转自谢国桢前揭书，第154页。）
        由此看来，社会风气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它与整个社会大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同时，社会风气也不仅仅只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它更是一个生活作风乃至生活信念的问题， 体现了人们的价值观以及人生追求取向。因为很显然，在一个普遍缺乏社会责任、国家意识 （政治信仰）以及适度超越品格的时代里，在那些缺少必要的生存压力规范约束的人群中，只 要条件许可，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以追求个人享乐、牟取虚荣为特征的社会风气，元代的历史 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要转变社会风气，多从人们的切身体验以及社会心态上做文章 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对于这一点，朱元璋显然是有较充分的认识，这可以从他旨在教育诸子 的言谈以及相应的举措中看得很清楚：“太祖遣世子、次子往临濠谒陵墓，谕之曰：‘人情 ，习于宴安，必生骄惰。今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途之险易，以知 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 （注：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太祖以诸子年渐长，宜习勤劳，使不骄惰，命内侍制麻履行幐，凡出城稍远，则令 马 行其二，步趋其一。”（注：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朱元璋的这些良苦用心当然不仅仅只是针对诸子的，应该说它反 映了朱元璋的一贯政治作风，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循着这条思路去追寻明初实行粮长制度背 后的政治意图，也就是说，朱元璋正是通过粮长制度使那些大户豪民得以“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的，以便最后达到戒惰戒奢的目的。而且，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也已经看到，朱元璋 对粮长陈秀的赞许最直观的原因并不在于陈秀如期如数地完纳了多少税粮，更多的是因为他 的“手足胼胝”--是政治意图的圆满落实才真正使朱元璋兴奋不已。作为其结果，则极有 可能象朱元璋所期望的那样：富民们从勤劳中习得了勤俭持家、谨慎作人的品格。尽管这 一转变在不同人身上表现也不尽相同，但就其主流而言，有利于社会风气好转应该是可以肯 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