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长制度带给朱元璋的惊喜还在于它有力地调动了富民们的政治热情，尽管这一热情并不 是自然生成的，它与朱元璋惯用的宽猛兼济的策略分不开，但它却造就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结 果：元末以来一向漠视政府无心仕途、竟意奢侈的江南富民仿佛是一夜之间完成了他们人生 追求的巨大转变，他们开始对各种政治荣誉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并为追求这些荣誉而不辞辛 劳甚至不计得失。这种对政治荣誉的在意和向往其实也就从根本上左右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和 精神方向，因为对于在政治上有所追求的人们来说，对国家意志（意愿）的服从和跟进无疑将 成为他们的当然之选。如此一来，新王朝的各项政策、各种规范，尤其是朱元璋针对富民阶 层所给予的告诫和劝导（诸如戒惰戒奢等）将在他们那里得到较好的执行，这应是顺理成章的 事，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前途以及他们曾经为此而付出的一切。这从一个侧 面诠释了明初政治是如何影响社会风气的，就象人们所关注的那样，“法尚严密”是导致明 初社会崇俭黜奢的最直接的原因：
        明初地旷人稀，土田不过亩一金。是时法尚严密，缙绅士庶罔敢侈肆，衣不过细布土缣， 仕非达官不得辄用紵丝，女子非受封不得长衫束带，居室无厅事，高广惟式。（注：《浙江通志》卷一○○，《风俗下》，转引自《太平县志》。）
        在这里，“法尚严密”显然是一个较为笼统的说法，具体而言，其实际含义则应该包括如 下 两个方面：首先当然是指朱明王朝的统治政策很严，对民众的约束很多；其次（也是往常被 人们所忽视的）应当指民众（尤其是其上层人物，如官绅、富民等）对国家政治的关注以及各 项方针政策的谨从。因为就“法尚严密”所造成的社会风气转变这一结果而言，上述两 方面的因素都是缺一不可的。而明初政治建设的成功与后者的关系显得尤其密切。
        三、粮长制度对明中期社会风气的影响
        如果以粮长制度演变为线索考察明代历史的分期，则明代历史大致上可以分为三期：朱元 璋统治时期为前期，朱元璋以后到粮长制度基本废止为中期，此后则为后期或晚期。应该说 ， 这一划分与明代历史发展的总体格局基本吻合，从而体现了粮长制度在明代历史演变过程中 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朱元璋以后，影响粮长制度运作的因素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这尤其表现在富民们的社会 心态上，具体而言，就是他们对政治的敏感度开始下降，对经济因素的关注程度转而上升， 并与朱元璋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经过明初三十 多年的统治，明朝社会总体的政治色彩开始趋淡，富民们希望在政治上获得新王朝认可的心 情已不象先前那么迫切了；同时，由于科举制度日益受到重视，朝廷官吏的任用也逐渐转向 以科举为主，富民们从此很难通过充任粮长而在政治上有所收获，这些都直接导致了他们不 再具有先前那种奋不顾身的政治热情；其次，随着政治热情的日见消退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富 民们在朱元璋时代普遍显现的不计经济得失、勇充粮长的激情冲动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其 结果，他们转而对充任粮长所要承担的经济负担和经济风险变得敏感起来；加之明成祖迁都 北京，每年从东南运往北京的漕粮多达数百万石，解运的任务变得十分艰巨，粮长也因此成 为诸役目中名符其实的重难之役，富民应承此役者往往因亏空而破产倾家：“运粮一石，费 且倍蓰，小民一承是役，动辄破产倾家。”（注：泰昌《严禁漕白陋规帖》，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编》。）“江南赋役必责粮长，粮长承役必至破家。 ”（注：《明世宗实录》卷五○四。）解运艰难，催缴亦非易事，历经千辛万苦不算，有时甚至还要冒生命危险：
        近据嘉定县申，该沈民告：“有夫黄贞先充粮长，今年九月二十七日夜，有男子一百五十 余人，持仗执火围屋，将夫杀死，搬抢家财。”又据长洲县二十六都韦寿安告：“有史兄恕 充粮长，因上司征粮紧急，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前去本区观音堂拘唤欠粮里甲人户办粮， 点船至晚，有众恶凶徒不计其数，各执枪棒，将兄韦恕、韦忠、韦恂三人俱各杀死”等词到 府（注：况钟《况太守集》卷一○，《伙杀办公人命奏》。）。
        粮长处于官府与纳粮户之间，他们既要面对官府急如星火似的催逼，又要面对眼前粮难征 、赋难办的现实窘境，可谓里外难做人。一旦出现征粮不足数的情况，则自家赔垫往往就成 了粮长们的无奈之选：“苏、松、嘉、湖，东南上郡。但有力之家买田，不收其税粮。中下 之户，投靠仕官以规避。故富民一充粮长、解头，即赔落矣。此间贤士大夫极多，无为乡里 除此弊者，何也，甚又不肯输纳，使粮里不敢上门催办，恶哉此事。”（注：《明史资料丛刊》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页。）明代粮长与纳粮 户之间的矛盾，原因相当复杂，这中间既有纳粮户刁泼拖赖、抗粮逃赋的因素，也有粮长徇 私巧取、激起民怨的因素，但不管是何种原因，粮长最终都很难占到便宜，反倒经常会有不 幸 降临，粮长黄贞先及韦氏兄弟被杀即是很好的例证。不仅如此，英宗正统以后，随着封建官 府诛求日甚，粮长之职所要承应的各种公务更多，所要支应的各类索求更加繁杂：“末流既 久，百弊渐生。……一曰，官府凌轹，粮长供应难支。然完纳钱粮时，衙门各役之使用，银 匠之倾销，一切粮偿任之，小民不知也。地方有水旱不测之灾，上司有不时之需，粮长力可 卒办。……然荒岁流离，粮长代小户赔偿，或布缕，或衣饰，或牲畜，量物准价变银，输官 通融。”（注：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下，转自谢国桢前揭书，第148-149页。）至此，大户豪民在朱元璋时代那股勇充粮长的豪迈气魄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 的则是“巧为规避躲闪”：“昔之富翁挺身于户役中，千磨百炼出来，成一大家。今之富翁 ，皆巧为规避躲闪，体面气魄，较前十不及一。”（注：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下，转自谢国桢前揭书，第149页。）
        富民对充任粮长所持态度的转变，不但不会对明初以来业已形成的崇俭黜奢的社会风气构 成负面影响，相反，它恰恰对这一风气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甚或还由此出现了某些极 端的情形。
        按明代佥派徭役的通常做法，首先是将民户划分成上中下三等，各等又分三级（即所谓“三 等 九则”），俱以“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为依据；再按户等高下佥派徭役，户则高者应重役 ，低者应轻役，而象粮长这样的重难之役当然就是由上户充任。然而，户等的编佥往往又很 难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尤其是资产的情况，更难核验其实，其情形诚如明人于慎行所指出 的那样：“曾不悟资产之中，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圃囷仓，直 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动蕃息之货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注：于慎行《谷山笔尘》卷十二，《赋币》。）对此， 顾炎武也说：“盖粮长既不论丁粮而论家资，家资高下非有凭也，故每岁夏秋之间，千金之 家，无宁居者。”（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二，《苏松》。）为了多少能够反应一些贫富实情，明政府便转而通过观察民户的日常 消费以确定户等，如谓：人三丁以上，田粮十石以上，或虽只一、二丁，田种不多，“而别 有生理，衣食丰裕”，“仆马出入者”，皆为上等；人三丁以下，田种五石上下，“躬耕足 食”者，皆为中等；其有一二丁而田种不多，“力耕衣食不缺”，或人只单丁，“勤于生理 ”，“亦够衣食”，皆为下等。（注：《明经世文编》卷一三四，胡世宁《为定籍册以均赋役疏》；参见郑学檬主编《中国 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12页。）如此一来，富民欲要逃避粮长之役，除了贿赂有司以求 差贫放富之外，再有就是要通过多种渠道（如“花分诡寄”等）隐匿或转移资产，且在日常生 活中还要遮人耳目，以不露山不显水为高。“正德以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或有好 事者，画以罗本，皆朴素浑坚不淫。”（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五，《建业风俗记》。）“……江南岁输白粮于京师，例用富民主运，名 曰粮长，往往至破产。官为五年一审实，先期籍富人名。诸富人在籍中者，争衣褴褛衣，为 穷人状，哀号求脱。”（注：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中；转自谢国桢前揭书，第146页。）“民有力者，咸诡冒投托，百方营免，有尽室逃避外郡者。…… 由是里闾萧条，即千金之产，亦惴惴惧见。”（注：泰昌《严禁漕白陋规帖》，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编》。）担心家产被暴露，几乎成了普遍的社会心 态，人们对此的警觉甚而至于发展成为这样一种社会共识：暴露家产无异于家破人亡。有一 则例子，很可以说明上述情况：
        江阴新塘陆氏家甚富豪，物在三十里外不用守，有识者见之，曰：“陆氏祸将至矣”。其 宾赵济川尝作诗讽之，陆不能省。未几，熊概籍其家，见赵诗，曰：“女早依此言，何有今 日”。尽没入其财产，陆氏全家赴京，无一人免者。尝有过客题其故居曰：“命穷禄尽两堪 伤，粟帛何曾济死亡。远道归魂游废宅，清宵明月照空堂。紫丝帐辍人何在？金谷园荒草自 长。惟有几家穷百姓，依然茆屋绕新塘。”（注：王绮《寓圃杂记·补遗》。）
        看来，这位陆财主不仅“不识时务”，甚或还有些招摇，“物在三十里外不用守”不算， 且其家庭生活也相当奢侈，颇有招人耳目之嫌，这从他家豪华的“照空堂”与“金谷园”可 见一斑，而这些在当时的情况下都足以让“识者”很容易就得出“陆氏祸将至矣”的结论。 得出这一结论与其说是出自这位“识者”的远见卓识，倒不如说是出自他对社会势态的敏感 ，是一种生存智慧的体现。同样，那位“过客”的题词也是相当耐人寻味的：“惟有几家穷 百姓，依然茆屋绕新塘。”就是说，生活在那个时代，“穷百姓”（即便这种“穷”是伪装 出来的）反而有更多的生存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