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类似的团体值得一提的，还有大东文化协会。它是在1923年2月11日由帝国议会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议员、东西学者、实业家代表成立的，同时经营大东文化学院。大东文化学院于1924年开学，它是一所尊奉皇道、以教授汉文儒学为主的专门学校，其目的就是专门研究使皇学及皇道醇化的儒学，以培养人才来匡济世道人心。其引人注目的活动是1934年1月27 日大东文化学院院长（注：首任院长平沼骐一郎在大东文化学院开学的同一年组织了国家主义的“国本社”，1939年组织战时内阁，后来被定为A级战犯。）、 贵族院议员加藤政之助发起成立的“日本儒教宣扬会”。在成立大会上，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斋藤实、内务大臣山本达雄、文部大臣鸠山一郎、宫内大臣汤浅仓平、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众议院议长秋田清等都发表了祝辞。儒教在这里纯粹成为“醇化”、“扶翼”皇道及国体的工具。（注：日本儒教宣扬会：《日本之儒教》（非卖品），1934年6月出版。）
    斯文会在战后经过改组，（注：更新后的《斯文》第1号（1948 年12月1日）刊有一则《斯文会的更新》， 写道：“本年年初斯文会会长理事的总辞职之后，改选了新的理事，组织了新的理事会。”“因此与从前相比，会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原来斯文会既是教化团体，也是学术团体，现在作为纯学术团体以研究东洋学艺及其普及为目的。”）作为一个史迹（汤岛圣堂）管理和学术研究团体，今天还存在着。大东文化学院也早已发展成为大东文化大学，今天仍然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重镇。然而历史的明镜高悬，谁也躲不过，有意掩盖者只能是欲盖弥彰。只有敢于正视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才能开创美好未来。
    三
    日本军国主义虽然在思想上缺乏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思想领域的渗透、管制和占领。（注：“思想警察”、“思想宪兵”成了日本近代史上的专有名词，而“思想的国难”、“思想战”也曾广为流传，成为一时的流行语。）其攻势之强、威力之大，使得当时日本思想界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以至销声匿迹。在近代日本儒学界，儒学家或儒学研究者中的大多数都不同程度地鼓吹、赞同或默认过当年的思想潮流。下面我们以高田真治为例来解剖一下当时儒学家的思想实况。
    高田真治（1893-1975）被公认为既是站在“国家主义立场的忠实的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从儒教主义立场出发的积极的王道思想鼓吹者”（注：《东大百年史》，转引自江上波夫编《东洋学的系谱》第二集，大修馆书店1994年版，第103页。）。正因为如此，1948年1月作为“教职不适者”被东京大学放逐，免去了其教授职称（注：据1947年政令第62号第3条第1项。见《高田真治先生略历》，载《斯文》第80号（高田真治追悼号），1976年。1952年3月，“教职不适者”的处分被解除，之后历任大东文化大学、国士馆大学教授。）。他191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专修中国哲学。1928年成为该校副教授，6 年之后升为教授。1936年11月起兼任斯文会编辑部长这一要职至二战结束，同时是军国主义思想集团“原理日本社”的重要成员。1939年1 月被请去给天皇进讲汉书。主要著作有《支那哲学概说》（春秋社，1938年）、《儒教之精神》（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937年）、《日本儒学史》（地人书馆，1941年），论文集有《东洋思潮之研究》等，译注过《诗经》、《易经》。高田真治对中国先秦儒学思想、特别是天命论有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他把自己的《儒教之精神》一书称为《新大学衍义》，直追朱子的《大学章句》及其再传弟子真德秀（1178-1235年）的《大学衍义》。其“新”在何处呢？并不是在学理上有什么新发展，他关心的是在当时世界局势、特别是东亚新形势下，“背负东洋黎明的现代日本人必须保持其不辱该使命的真精神。那么醇化皇道的儒教之精神是什么？辅翼皇化的王道之真意义何处可求？”他强调“了解拯救支那、增光日本之道就存在于支那本身之历史中，这正如（“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却从庭前梅花见到春光一样”（注：高田真治：《儒教之精神·序》在该书中他引用（宋）戴益的诗句：“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第260 页）正透露了他以发扬儒教精神来“拯救中国”、扩张日本的用心。）。他讲儒教的精神、王道的真义也不外乎修己治人、政治与道德之一环不离、大义名分、忠孝一体等；讲日本儒学的特征时倒是对其“浓厚的国家色彩”、“显著的国家倾向”（注：高田真治：《日本儒学史》，地人书馆1941年版，第3页。）直言不讳。这些东西在理论上均无特色和创造。高田真治对当时思想界的“贡献”就在于他不遗余力地将儒学与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结合起来，把儒学作为一种工具，并且将军国主义的“霸道”美化为“王道”。这集中地体现在他一篇名文《大东亚战争与斯文》（注：载《斯文》第24编第10号，1942年10月。后收入其论文集《东洋思潮之研究第一》，春秋社1944年版。下段凡引文出自此书者不另注。1944年1月28日高田真治以斯文会编辑部长的身份还组织过一次“大东亚建设与儒教”座谈会，与会者还有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专务理事鹿子木员信、情报局第二部文艺课长井上司朗、日本出版会书籍部长斋腾晌三人。座谈会记录载《斯文》第26编第4号，1944年4月。）中。
    首先来看他的历史观。他说：“审视兴亡盛衰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可以看出所至之处无不由一道的理念贯穿其中。”此“道的理念”，他称为“政治原理”、“政治理念”或“治道”。他认为周公之治和孔子之教实乃东洋治道的大本。但可悲的是周孔的思想在其故国时断时续，未能得以真正实现，以致孔子有浮海之叹。作为东洋治道的根源的周孔之道，其思想相反却在日本的国体中得到真正的体现，而且万世一系，连绵不绝。因此只有教育敕语中所说的作为皇祖皇宗之遗训的“斯道”才是“通贯东洋思想的根干，其纯粹与精美在我皇道中显现出来”。其皇道国体之所以能万世一系保持其“悠远性、不灭性、绝对性”以及“崇高性和纯粹性”，“不可不相信神意或天命”。“神助天佑与正义勇敢者同在”。而在皇国日本奉神意推进大东亚建设之际，他呼吁“大陆四亿之从，亦当觉天命所在，加入以皇国为盟主的东亚民族大团结，为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并且威吓说：“顺天者荣，逆天者亡，乃古今之定理。”他感叹道，“如果周公、孔子能生于现今圣天子之治下，一定会充满感激，一定会因其理想能实现于眼前而充满惊喜”。如果把侵略当成正义，把野蛮当成勇敢，这样实现的会是什么样的思想？得到的又是何种神助天佑？多么荒谬的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观下来看“满洲国”建国，自然是“东洋本来的道德政治的还元”，是“王道的复兴”，是“日本对前清末路的恤怜”。而“培育标榜王道立国的满洲国，是日本必然的责任”。这种“兴灭国、继绝世”的“圣代烈绩”不仅可以告慰“明治天皇的遗志”，也是“王道归一于皇道而不相离”的一种象征。
    再来看他的文化观。他一直主张“通过东西文化交涉融会，必然会产生一种世界性的综合的最高的新文化。从历史的地理的方面观察，此新文化的创造非日本人莫属。然其实现的机运竟如此迅速地就展现在吾人眼前，这的确是我们作梦都没有想到的”。他断言“必须以贯穿皇国精神的斯道为中心创造新的世界性的综合的最高文化。这就是大东亚战争在思想史上昭示的意义。”他批判近代西洋为学问而学问、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与清代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有相通之处，都只明“学之一端”，而强调“东洋所谓学的意义，乃以治道为本，是修养之学、实践之学、经纶之学，即分析亦综合之学……达于知行合一之学”。指出在以皇国为中心推进大东亚建设之际，日本中国学界以经学汉学为主的学者奉某些清代经师之说为金科玉条，仅视为考证而考证为学者的本分，苟有志于明伦进道或言经世致用为时务策者，便讥为不守学者本分或以求虚名等。他感叹如果这样自外于学问之道，而甘于永久舔尝清朝考证学之唾余，便不能为新的文化建设作出任何贡献。他强调东西文化综合融会的结果，就是排除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主思想、共产思想，而对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表示认同。最终还是要回到皇道精神上来。他还大言不惭地说：“我国回到皇道精神，揭橥肇国之鸿谟，以临驾新世界，并不是模仿德、意两国，勿宁说倒是德、意两国曾向我皇国学习过。当务之急是排除混乱的欧美思想，回到以皇道为中心的东洋思想上来，为创造指导将来世界的新文化而不断努力。”强调这种东洋新文化的创造，在具有东洋的特殊性的同时，对世界也应该具有普遍性。
    在这种新文化的创造中，儒学的使命自不待言。他强调孔子之教与日本精神之不悖；思索儒学如何为大东亚建设提供新的文化理念，提倡“新儒教”，告诫“盛逢圣世的斯学之徒，须放眼世界观其大势，自觉以作为皇国民为本，发挥圣贤之道之神髓，以经学为根柢的同时，能伴随时代之进运参与新思想的创造，扬长弃短，以公明正大之天地大道为标准，协助体现宇宙的绝对性与纯粹性的斯道之发扬，具有为世界最高综合文化之建设挺身而出的觉悟”。并明确指出现代儒教使命的近期目标，就是要“构筑大东亚文化建设的基准，以开大东亚永久太平之道，从而为世界新秩序的确立作出应有的贡献”。儒学完全沦为军国主义的一种重要文化工具。
    四
    从以上对日本军国主义与儒学的历史“联系”及其个案分析中，我们（包括我们的老祖宗）竟然都没有想到儒学还有这样鲜为人知的一幅面孔。但我们必须指出，这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或尽拾儒学糟粕，拿来为己所用；或将儒学改头换面，使之为军国主义服务的必然结果。
    斯文会会员、日本儒教宣扬会的积极参与者近藤正治讲述过一个关于他自己的故事。他说：“我在一所学校讲读论语，讲完公冶长篇之后问学生：‘读过《论语》之后，你们认为孔子对发起五·一五事件（注：是指1932年5月15日，以海军方面的六名青年士官为主， 加之陆军士官学校学生十一名、橘孝三郎的爱乡塾以及血盟团的余党袭击首相官邸，杀死总理大臣犬养毅，袭击内大臣邸、警视厅、政友会本部、三井、三菱两银行的事件。此事发生后，在军法会议裁判时，国民中很多人都提出减刑请愿书。此事件的最大影响是使政党政治在战败之前彻底瓦解，军部从此在内政上获得了极大的发言权。见桥川文三等编《近代日本思想史的基础知识--从维新前夜到战败》第349页。 ）的人会不会喜欢？’除了少数人之外都回答‘不会喜欢吧！’对此，我在感到失望之余同时觉得自己没有讲读《论语》的资格，心里非常别扭。”在日本儒教宣扬会成立之际，他想一吐心中之不快。公冶长篇有这样一句：“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载之。”他解释说：“狂乃志大有进取气象，简即行事简略疏略之意。五·一五事件的人们不正是狂简又是什么呢？所谓狂简，我认为是指有文讲理、光彩斐然、有可观成就的人们。对这样的人孔子会大为喜欢的吧。”他接着说：“孔子起初周游四方想行道于天下，至晚年而终知其不为用，乃欲对乡党门人之狂简加以培养。狂简虽次于中道但亦为孔子所好，由于中道不可得，狂简便可以说是孔子最喜欢的了。即使对五·一五事件人们的直接行动不与赞成，我相信孔子要在世的话，将会裁正此狂简者使之合于中道以成就其全才。因此我深感育英之至难，《论语》之不易讲，狂简之意且作如是解。”（注：近藤正治：《狂简》，收入日本儒教宣扬会编《日本之儒教》第90-91页。）这样随意联系，轻易地便把孔子拉来并直接让他在军国主义的恐怖分子脸上贴金，真是肤浅得可笑而又可恶至极。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德川时代致力于朱子学与神道的折衷并创立垂加神道的著名的崎门学派创始人山崎闇斋（1618-1682），他曾这样提问学生：如果中国以孔子为大将、孟子为副将率领大军来进攻日本，我们这些学孔孟之道的人该何以对应？其弟子无人能答。他便声色俱厉：“不幸若逢此厄，则吾党身披坚手执锐，与之一战，擒孔孟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弟子们叹服其“通圣人之旨”。古义学派儒者伊藤东涯（1670-1736）闻此言而微笑说：“子幸不以孔孟之攻我邦为念，予保其无之。”（注：《先哲丛谈》第3卷。 转引自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三联书店1958年8月版，第264页。）这则轶闻在近代也广为流传。人们当然不相信孔孟会来进攻日本，因为“孔孟见其理想行于日本已喜不胜收，不可能有来攻之念。若有则为伪孔孟，该当生擒斩首”。日本的“真孔孟”便是要为军国主义摇旗呐喊，以侵略中国为“理所当然”、为“圣战”。要中国四亿之众“顺应天命”，甘当亡国奴，加入其“以皇国为盟主的东亚民族大团结”。（注：高田真治：《大东亚战争与斯文》，《东洋思潮之研究第一》第417、404页。）其用心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