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要类比
    德国和中国属于同类国家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使康氏能够从德国的历史上找出各种细节、条件和数字来论证自己的理论。这种类比的例子比比皆是，即所谓日耳曼国的欧洲如英格兰、瑞典、丹麦等，同姬氏家族统治下的春秋各国看起来是很相似的。在春秋时期的宋国可以和意大利相比，秦国可以和俄国相比，齐国可以和法国（因为齐国失去了在中原的支配地位）相比，楚国可以和西班牙相比，在日沙立曼统治下的欧洲的统一可以同周武王和秦始皇所取得的功绩相比。欧洲13世纪的空位期可以说和公元前9世纪中国的共和时代相似。19 世纪普鲁士和奥地利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也同晋、楚在后周时期无休止的战争相似。在罗马帝国外围客罗多统治下的瑟灵王朝的兴起，与刘渊时的南匈奴的兴起相似。10世纪阿图一世期间将首都从德国土地上迁到罗马，与辽、金、元并存时期的魏文王迁都相似。而阿图一世认同下的罗马帝国，被解释为是日耳曼人进入文明时代的开始和继承东罗马遗产的当然之事。康氏在这里看到了中国南北朝时期将正统遗产转移到了南方有相似之处。
    康氏认为在迁都之前，日耳曼人像中国的匈奴人、克尔特人和盎格鲁人分散居住在阿尔卑斯山和萨莫山北边，在那儿他们威胁到了罗马帝国和中国帝国。佛兰克和萨逊的统治者可与南中国的宋、齐、梁、陈各朝相比，东佛兰克国的瓜分如同北魏之分裂成东魏和西魏而为齐、周焉。德国和法国在欧洲为争夺霸权而斗争，如齐、周，既为北朝之正统，而其南有西班牙，又亘古自立国。其西海岛有英，又亘古自立国。其北丹麦、瑞典、挪威、波兰、荷兰、俄国或自臣属而立国，变化不常，而皆能久立坚固，比于吾国，英其高丽欤！
    然而有时康氏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试图在历史的对比和类比时也有一定局限性。例如，当他指出欧洲的周边国家像英国和西班牙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发展水平，而且相互之间制造了战争。为了比较，无论是高丽和安南与中国文化很接近的亚洲国家，还是日本都不争中原之牛耳。因此，他以一种几乎失望的口气评论道：“故无得而比焉”，“惟此之与十六国相类”。对这样一个类比，康氏接着写道：“然十六国之为日甚短，与彼千年之立国不同，无得而譬焉”[13]。尽管佛兰克国的被瓜分和北魏的分裂属于同类，但有一点应该考虑进去，康有为认为，日耳曼人是与法国非常不相同的，因为他控制了一个更大的国家，包括几个属国，并被罗马皇帝授予了王冠。英格兰以一个岛国面貌出现成为一个周边国家，但是它在军事上是很强大的，几乎和法国发生了一样多的战争，它的活动只可以和耶律楚材的燕云十六州的军事占领一样进行比较。但对这样一个类比，康氏再次指出，似乎只有以进化论的角度来看才有可比性，因为在实质上两者的现象都是非常不同的。就西班牙和安南发展比较而言，康氏也注意到，西班牙在最伟大的时期，曾统治了一个有很大边界的国家，甚至同罗马进行竞争，它的地理位置也是“与吾国不类”[14]。
    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康氏自己已经认识到了他的历史性类比只涉及到了表层现象而未能触及实质上的不同和不相似。从欧洲的历史发展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康氏看到了不同，如实际上在春秋后的中国，被征服国的封建君主变成了征服国的统治阶级之一，考虑到国家中央集权的利益，在边境地区未开化的野蛮人也被要求改变他们的统治者及制度。但是不像中国，欧洲似乎没有如此明智仍让被征服国存在，阻碍了统一大业[15]。
    当康氏在文章中分析这各种镜子类比的作用时，发现一些观点。首先，不论是按年代先后的原则，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不起任何作用。现代社会的大事可以自由地与古代的任何时间相比。第二，类比的例子经常涉及到春秋时期，因为康氏明显地将这一段视为一关键时代，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孔子早在他的《春秋》中推出了传统中国历史传记的基本原则。第三，越接近现代，康氏越少使用了具体的类比，对两国历史发展更多关心的不是相似点，而是不同点。他看出在欧洲的封建制度的不统一及战争与在中国的中央集权及和平的不同：欧洲经济、政治上的进步和中国的停滞不前。这种态度是非常可以理解的，由于康氏只简单地想到了显示德国在现代所选的不同路线来实现富裕和强大，而中国仍然不得不尾随德国的例子左右摆动。
    相关的思考和同类的概念
    在大量的文章中，现代作家摆出许多康氏的类比，从一个学者的立场上看是站不住脚的，并表示康氏用这种类比惟一目的只是为了让一个对中国读者陌生的题目变得更熟悉，使简单的文章更有可读性。但是这种结论似乎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对类比方法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在中国的历史传记的传统中与同类关键概念的联系[16]。
    Joseph Needham在参考了传统的联系或有关系的并列的思考后表示：“象征性的相关或相符都是一个巨大模式的组成部分。事物不是必须按一定方式行为的，因为有其他事物次要的欣慰或推动。但是因为出于不断运动循环的宇宙中，它们的位置便是被赋予内在的属性，使得属性不可避免地为它们服务。它们就是对外依靠在整个世界有机体的组成部分上的。不像因果论那样，宇宙的事物和事件有体系地形成一定的结构，从而使得各部分的所有相互影响有条件发生。为了代替单纯评述的现象，中国古人记录了变化的各个方面。如果两个方面似乎能联系起来，他不是通过一种原因关系的方式，而像事物的正反进行配对，或者用《易经》所用的暗喻法，象回声和声音，阴影和光一样”。这样思考的结果就是，如果事物不是与原因而是与其它一方面联系的，它们被认为是属于同一类的事物，因此相互之间是相互共鸣或互补的。
    Krol是一位对司马迁进行专题研究的出色作者，他把“类”这个术语解释为在联系性思维中的基本概念。他研究了所谓的“类”的思考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影响。
    在联系性思维中，事物属于同类，如果它在任何一方面有相似或在联系方式上相似的话。因此像Krol指出的那样，甚至那些从因果角度看有实质性的不同也可被视为同类。Krol引用了汉早期杜钦在他对《春秋》的集注中曾表达的这样一个观点，权利由天子移交到了仆人或下等人的手里，丈夫被妻子虐待，甚至像野蛮的侵略，一位官员或儿子反过来对抗统治者或父亲那样不同的事都可以导致地震和日蚀，因此仍被孔子归为同类[28]。
    Krol进一步说明，这种同类的观念在司马迁的“和谐体制”中以及汉时期同类的联系事物中都持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就对《史记》有很大的影响。在《史记》中司马迁不只一次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同类事物相互包容。在第61卷，他从《易经》引用了这样一个短语：“同明同照，同类相求。”或者“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董仲舒也曾表明过同样的观点：“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18]。
    首先，司马迁把同一族名的人视为同类。这些人有同样的道德和雄心。这种同类的人格种类在《本纪》中有描述，在《世家》中也有，同时在一些传记的篇章中也可找到。然而，不同族名因他们的德行或在社会中的作用和活动而相连的人也可被视为同类[31]。我们可以在《列传》（如第65卷，第76卷）中找到这第二种同类。在文集中，有关系、没关系的人出在一篇或同一卷中，是因为他们做同样的事，有同样的行为。正如Krol指出的那样，甚至《史记》其它篇章里（如第5～6卷，第8～12卷，第53～54卷，第55～57卷，第69～70卷，第87～88 卷）都有此类现象。总的说来，大体考虑到了编年体的原则，但第119 卷《循使列传》和122卷《酷吏列传》打破了这样一个规则， 我们可以发现生活在不同时代且不同族名的人被归在一类[32]。最后，甚至在一个只写个人传记的独立篇章，我们也可以发现司马迁在写自己眼中的英雄人物时参考了其他同类的人[33]。对司马迁而言，同类就意味着为同样的事业而奋斗，就像在汉朝早期英高所说的那样：“那些有相同恨的人会相互帮助，有相同喜好的人会紧密团结在一起，有同样感觉的人会互相完善，有同样欲望的人会相互督促，有相同利益的人会相互残杀”[34]。
    结论
    人们可以从这一小段对司马迁的中肯详细的评述中，看出在一定程度上人类的事物、行动和事件的结合，是传统历史传记的基本元素。这种现象来自于联系性思维本身的结构，也来自于由孔子立下的历史传记的总原则。根据后者，历史和历史性的作品都被要求教育人们，并引导他们进行正确的行为规范。但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只有让人们知道哪些行为是符合种族标准的，而哪些人及其行为是没有达到标准的，这样就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归类。这种分类归纳不需要对历史环境以及相关人和事件的环境有一个综合性的分析，而惟一需要的是历史学家建立一个种族的政治标准。
    如果我们仍然保持同类概念的传统作用，那么这就会变得显而易见，为什么从简单的靠历史学家的假设，德国和中国就可以分享相同的奋斗、繁荣、力量、独立和支配，康氏试图将两个国家的历史归为同类。在同样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各组成部分相互促进、相互吸引。这种吸引的种类也很可能在1919年凡尔赛之后，当一些中国人开始谈论或分享着德国和中国作为同盟的战败国的命运，这就是同类，这便忽视了各部分之间次要的不同及发展上的特点，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可以被历史学家形成一幅对比图表的各层面上。在关于德国历史的文章里，同类的概念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这个概念是大规模对比的基础，似乎这一概念能使他将类比上升到镜子规模，甚至为有形的事物考虑到非实际方面，这种类比方法的运用不仅目的在于使文章更有可读性，而且用分类法证实，强调其基本的前提条件是整个比较性文章的特点。
    由于身处过渡时期，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传记的转轨刚刚开始，康氏的历史性作品不可避免地有两者的痕迹。他关于德国历史的文章明确地显示了这种过渡时期的复杂和矛盾，这种传统的方法甚至反映在关于中国以外的历史事件的作品中，然而康氏文章的形式和方式却已经变成新式的了。
    收稿日期：200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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