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末期，土地兼并问题非常严重，亲王勋戚和宦官庄田多得惊人。世宗赐景王朱载 圳湖广田四万多顷。神宗晚年封给福王朱常洵洛阳，赐田四万顷。而老百姓的土地少得 可怜，真正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占有土地如此之少，却还要承 担沉重的赋役，三饷加派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黄宗羲看到的明末田赋对人民造成的压 力：“斯民之苦暴税久已，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无等第之害。” “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路为 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两税也。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 下者之在斯乎？……嗟乎！税额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注：《黄宗羲 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田制一》。）不得生便揭竿而起，大大小小的民变直接 威胁了明朝政府的存亡。李自成等一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便大得人心，连“ 京师百姓也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穷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也”。（注：刘尚友： 《定思小记》，转引自顾诚《南明史》第3页。）这是统治者所始料未及却也是必然的结 果，黄宗羲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宦官专权是明代政治的一大特色。阉宦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在黄宗羲看来， 以往宦官专权都没有明代厉害。因为“汉唐宋有干朝政之阉宦，无奉行阉宦之朝政。今 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披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 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阉宦奉行 之员而已。……今也衣服饮食马匹甲仗礼乐货贿造作无不取办于禁城数里之内，而外廷 所设之衙门，所供之财赋，亦遂视之为非其有，哓哓而争。使人主之天下不过此禁城数 里之内，皆阉宦为之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阉宦下》。） 黄宗羲有些过分夸大了明代宦官之害。汉唐数代皇帝直接死在宦官手中，明代宦官固然 为非作歹，不过即使显赫者如魏忠贤，年轻的崇祯皇帝一声令下，他也即刻成为刀下之 鬼。黄宗羲把宦官专政的原因归咎于皇帝对廷臣与宦官关系的一种颠倒，“夫人主之有 阉宦，奴婢也，其有廷臣，师友也。所求乎奴婢者使令，所求乎师友者道德。师友以规 过为贤，奴婢而过失其过失，则为悖逆矣。自夫阉人以为内臣，士大夫以为外臣……人 主亦即以奴婢之道为人臣之道”。（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阉宦 下》。）这是不争的事实。
    （2）其他史著中亦不忘时时探求治乱之源
    众所周知，朋党是明朝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黄宗羲认为以往的论者只看到朋党“但 营门户，无恤国是已尔”。（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 。）对于真正亡国的原因，“皆不能指其事实”。（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大学士 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在黄宗羲看来，党争对皇帝造成的影响才是朋党祸害的根源。 “逆案虽未翻，而烈皇帝之胸中，已隐然疑东林之败类。由是十余年之行事，亲小人而 远君子，以至于不救，然则有明之亡，非逆案之小人亡之乎”？（注：《黄梨洲文集·碑 志类·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这并非崇祯帝容易被小人左右，而是由于东林党 人本身所作所为让崇祯帝对他们失去了信任。他说：“烈皇帝拨乱反正之才，有明诸皇 帝皆所不及。承熹宗芜秽之后，锐于有为。向若始时即得公等六七人而辅之，开诚布公 ，君臣一体，全不提防，其于至治也何有。自蒲州出而失望，见制于小人，所谓君子者 ，往往自开破绽。烈皇帝遂疑天下之士莫不贪欺，颇用术辅其资，好以耳目隐发为明。 陆敬舆曰，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然后上下交战于影响鬼魅之途。烈皇帝 视其臣公，一如盗贼，欲不亡得乎？”（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光禄大夫太子太保 吏部尚书谥忠襄徐公神道碑铭》。）作为东林党的子弟，黄宗羲能看到东林党自身的问 题，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黄宗羲也看到了晚明伦理上的混乱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大顺军占领北京时，不仅“百 姓欢迎，明朝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也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 （注：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首席大学士魏德藻被关 押在一间小房子里，还从窗户里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 。”（注：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转引自顾诚《南明史》第5页。）黄宗羲对这种状 况痛心疾首：“是故守尾生孝己之信于盗贼，而施张仪苏秦之诈于君父，破城陷邑，智 穷不能自免，则以亡虏降人为究竟，遂使天纲毁紊，地纽凋绝，普天相顾，命悬晷刻。 嗟乎，故安得事功节义之事，而与一障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能成天 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后能死天下之事。事功节义，理无二致。今之君子，以偷生之 心行尝试之事，安得有不败乎？”（注：《黄梨洲文集·序类·明臣言行录序》。）以偷 生之心行尝试之事，可以说对明清之际一大部分官员的最好概括。黄宗羲的这种感叹， 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