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可以说，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是中国治国者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迄今仍是如此。而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实质就是用高投入的方式保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已走到尽头。换言之，保持一定的高速度投资率必须持续上升，因为资本--产量比提高得很快。而投资率1978年已达到创纪录的36.5%，再提高的余地不大。
    不能继续靠越来越大的投资推动经济的增长速度，其制约因素不仅来自经济领域，同时也来自政治领域。
    只有通过紧缩消费，才能维持高水平的投资率。在改革之前，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很低，倘若减去巨大的军费和政府开支，个人消费部分所占的比重就更低。国民收入分配和使用的偏倚，造成了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又由于产业结构向投资品生产倾斜，消费品严重短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表面较快的经济增长中被忽视了（注：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
    以工资水平为例，1978年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15元， 人均收入316元。从1959～1976年期间，政府仅给指定的工人提高过工资， 共计四次。其中的三次是面向那些拿起点工资或接近起点工资的人。结果，1956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工人基本都拿相同的工资，企业内部的工资差别极小。那些挣高工资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是1955年以前参加工作的人。只是在1977年，政府才将所有企业工人的工资都提升了一级。
    乡下人的境况更惨。80320万农业人口在5万个人民公社里轰轰烈烈地干了20年，可是有2／3的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初期，有1／3则连30年代也不如。据统计1978年农村贫困人口达2.5亿人， 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是133.6元。
    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中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甚微，必然积累一些社会不满情绪和社会问题，再加上十年“文化大革命”积怨甚多。所以，当时仅通过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等政治方式不足以解决问题，还必须同时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得以提高，方可平息民怨，并获得人民的认同。
    因而，必须增加国民收入中个人消费的份额，同时，还必须重视消费品的生产。因为，增加了的收入而买不到消费品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来，积累率必须下调。改革以来甚至出现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居民个人倾斜的现象（注：杨宜勇等著：《公平与效率--当代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然而， 经济增长率则不能降低，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选择依靠提高生产率以求增长的发展之路，这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时，也必须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以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
    1978年改革的初衷就是要改变过去长达20余年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特征，将主要依靠积累提高增长率变为依靠提高生产率促进增长率，将外延型的经济增长转化为集约型的经济增长。这种转变不仅仅具有经济价值，也具有政治价值。
    要继续使经济高速度增长就必须改革，就必须提高生产率的增长率。这在逻辑上必然导向市场取向的改革。
    在二战后近几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市场化被作为经济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一个非常普遍的观念是，市场化会带来财富的增长（注：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从经济学理上讲，所谓市场化在微观层次上，就是任何一个实现资源配置的行动，从政府与其他经济当事人之间的命令--服从转变为平等人之间的自愿交易。从微观层次看，这意味着任何一种产品或要素的交易的集合从政府管制（价格、产量、利润和进出自由等）转变为市场协调。从宏观层次看，这意味着在全社会有更多的资源配置活动从由政府支配转变为在市场制度中实现。计划体制下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活动大多采取上级对下级的命令方式，因而这一活动通常是在有一方不同意的情况下实现的，也就意味着这一交易是无效率的。因此，在政府过度运用自己权力的背景下，一个配置资源的交易从命令--服从关系转变为平等人之间的交易本身就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在一个社会中，当大量的配置资源的交易以前者转变为后者，就会引起财富的显著增长（注：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110页。）。
    虽然从理论上可证明实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客观上存在着使市场取向改革成为必要的原因，并不等于说，一场全面的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体制改革立即能够发生。
    改革之初，支持改革的政治资源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资源仍然是在1956年即提出的，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采取某些市场调节的办法，来增加社会主义经济的灵活性，以满足人民生活多方面需要的思想；以及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批判。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二大，甄补到中央党政机构的人员主要是老干部。相对于“文革”而言，老干部则重新成为中央党政机构的主体，其代表性人物即是邓小平和陈云。而从中共十三大开始，尤其到中共十四大，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已成为中央党政机构的主体。这部分人已不再具有“北伐”、“长征”那样的革命事功，他们之所以能甄补到中央领导阶层，是由于受过学院教育，有专业知识，有在长期现代化建设工作中积累经验而达到的很高领导水平。
    中央领导层的代间转移与市场经济确立过程之间的对应关系，是需要专文论证的。在这里需指出的是，在1978年末中国开始改革时，以老干部为主体的中央领导人并没有怀疑计划经济体制的合理性。改革的权威来源，仍然是毛泽东1956年提出的“以苏为鉴”思想。改革最初的指导思想是陈云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显然是从他自己1956年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观点脱胎而来。
    市场和政府是人们配置资源相替代的制度安排。虽然改革之初，经济改革思想的主流是在由政府计划配置资源的大框架下容许市场力量起某些补充作用，但，它意味着市场的合法性得到承认，市场行为受到鼓励，并由此越走越远，终于由此走上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