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80年代的改革实践，使市场取向改革的成效昭彰在人耳目，并通过示范效应，促进原来的国有部门的改革。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在双重经济体制下指令性计划和市场机制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并必然导致经济秩序混乱和通货膨胀、分配不公、腐败等严重社会问题。双重经济体制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必须作出新的选择。
    双轨制在开始时就是完全作为过渡方案看待的。理论的分析和实践经验都证明，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必须是一个有机的组织，一个控制论系统。现代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才能有效地运转。而在当时的中国，要接受这一结论则需要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步。
    中国进行的经济改革，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基本路线，无疑是一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是一组正式的行为规则。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典型地表达出了中国改革的特征和方向。不论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政治保障，都表明中国的改革是一种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逐步谋求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运动。
    坚持社会主义，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这是中国改革理论的逻辑起点，而中国改革理论的最大进步则是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是市场经济。这种意识形态方面和理论上的进步，对于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可以说，当中国改革进入到80年代后期，深化市场取向改革的主要障碍是来自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其表现为这样两方面的顾虑：
    第一，是政治方面的顾虑。一些同志怀疑市场取向改革是否能够同巩固公有制的大方向兼容。
    第二，是经济方面的顾虑。其一，担心采用市场整合的解决办法，建立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会损害我国经济发展的“计划性”，使它陷入混乱状态。其二，担心价值规律的作用将引起我国社会中贫富两极分化（注：吴敬琏：《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69～70页。）。
    存在如此的顾虑并不奇怪，传统的社会主义学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经认为，在公有制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454页。）。
    对于上述计划经济假说，20世纪以来的计划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已可证明，这种经济体制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并且，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中国经济学家，从理论上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市场经济是可以同公有制相容的；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完全可以通过市场配置的基础上加强国家的宏观管理和行政指导的办法来实现，而价值规律，只是反映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行为，它本身并不能引起收入分配的两极化。收入分配的差别，首先取决于财产初始分配的差别。如果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能注意防止初始分配出现严重不公正的现象，这种差别就不会过大。同时，对于交易过程中出现的差别，国家还可以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如累进所得税、高额遗产税等），进行再分配调节（注：吴敬琏：《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
    改革就是制度变革。在改革中不可能不出现分歧和争论。在1989～1991年理论界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一些理论家仍然断言“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仍然试图维持计划经济的统治地位。虽然主张深化改革的理论家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但终因权威性不够，仍难使其理论政策化。
    不清除意识形态的障碍改革事业就不能前进，市场经济体制也就不能确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解决了困扰中国多年的难题，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新的目标模式。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是邓小平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独特视角，其涵义是，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或者说，只是采取什么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技术性问题，其本身与社会属性无关。这一理论观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观念的更新及其相关政策的制定。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郑重宣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是“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创造物……机制不是自发地和不可避免地产生于经济需求。哪些市场受到鼓励，哪些受到抑制--这些是政治决策，在一个国家和国际上都是如此”（注：米歇尔·吉特曼：《南朝鲜的出口奇迹：比较利益还是政府创造？对拉丁美洲的教益》，《国际事务杂志》第42卷第1期，1988年。）。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重新选择市场经济，其原因之一，是计划体制严重制约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单纯依靠高投入的方式来维持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已走到尽头；第二，市场和政府是人们配置资源相替代的制度安排，一个十分普遍的观念是，市场化会带来财富的增长效率的提高。要继续使经济高速度增长就必须提高生产率的增长率，这在逻辑上必然导向市场取向的改革；第三，双轨制经济是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形式，在双重体制下，市场体制的高效率昭彰在人耳目，并为计划体制的改革创造出了条件；第四，邓小平和理论界推动了理论观念的更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