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往对冷战起源的研究往往追究冷战对峙双方的责任。半个世纪以来，曾经相互指责的双方先后改变了自己所指责的对象，而且，大有自我反思甚至异化逆反的趋势：西方在冷战起源问题上不断自责（注：西方从系统的修正学派开始，经温和修正学派、后修正学派到苏维埃史学派，都把挑起冷战的责任归到美国方面。参见理查德·维特《冷战起源的西方理论》Р。Узйтц，Заnадныеmеорuuхолодноǚвоǚны，引自那林斯基等主编《冷战：新方法和新资料》，第38-39页。），而苏联尤其是独立之初的俄罗斯则批判揭露苏联的对外政策。这是不可避免的认识过程。不过，研究冷战起源问题，不宜从某一当事国角度出发，更多地纠缠于某方的责任，而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着重分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
    所谓冷战起源问题，实际上是二战后的国际关系问题，特别是大国关系问题。在二战的胜利使苏美英三大国由热战中的盟友转变为冷战中的对手。这一转变并非单独某一方或某个人的作用或过错，而是由诸多因素和条件所促成的，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许多研究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认为大国间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冷战起源和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固然，意识形态在冷战起源过程中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然而，起根本作用的并非意识形态，而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要素--国家利益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关系态势。从这个角度讲，二战后，意识形态表面上把世界简单地一分为二，实际上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要复杂得多。
    毫无疑问，美苏两国是最终形成的所谓冷战的主要对手，不过，在二战后三国关系紧张过程中，历来拨弄欧洲大国关系是非的英国是最先的发难者，而丘吉尔则是所谓冷战的始作俑者。
    20世纪上半期，日趋衰落的英帝国在欧洲外交中仍然坚持其不变的"只有永恒利益"的外交原则，因袭其惯用的欧洲均势的外交策略。二战爆发前，在西方、希特勒和苏联复杂的三角智斗中，英国拙劣的绥靖政策招致苏德联手而引火烧身。当斯大林与强盗联手而终受其害时，丘吉尔不啻松了一口气。英苏两国的当务之急--共同抵抗大敌法西斯--暂时掩盖着两国之间利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然而，他们之间的利益之争和观念之别并没有化解，而是潜在地进行较量，甚至在战争紧急的时刻也是如此，尤其是英国。丘吉尔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初援助苏联抗德的演讲中没有掩饰其对苏联的恶感；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他为了本国利益而百般拖延。二战战时外交过程中，丘吉尔那种大度的战略胆识和他那斤斤计较的小动作典型地反映了英国外交精明清醒的商业意识，同时散发着绅士风度下的市侩气息。
    当欧洲战场形势越来越有利于苏联时，英国政府首脑那种大战略、小气量的反差和弱点也日益显露出来。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磨磨蹭蹭的慢拳中，在欧洲第二战场地点的选择上，到希特勒崩溃前丘吉尔急于进攻柏林等问题上，无论丘吉尔如何巧言令色，其用心可谓昭然若揭。历史也作弄了一下丘吉尔：希特勒灭亡不久，丘吉尔不得不让出首相的位置。然而，他并不甘寂寞，以其独具的战略眼光，预言"铁幕"，告诫世人防止苏联的威胁。希特勒促成的三国联盟最终因希特勒的灭亡而瓦解。丘吉尔的促散作用在三巨头中是首屈一指的。
    面对苏联的辉煌战绩和咄咄逼人的发展趋势，没有精良陆军、战绩平平的英国相形见绌。英国在战时无力单独对抗德国，在战后更无力对付苏联，所以，英国外交部战时曾建议满足苏联的要求而争取与苏联在战后合作（注：参见奥·查列夫《苏联与英国：从合作到对抗（1941-1945）》О。И。Нарев，СССР-Англuя：оmсоmруднuчесmвакконфронmачuu1941-1945，载《近现代史》1998年。），其中包括制定了两国关于巴尔干百分比划分秘密文件。为了防止苏联打破欧洲大陆的均势，英国极力争取大洋彼岸美国的力量共同遏制苏联。均势不仅是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外交原则，而且也成为欧洲国际关系几乎公认的原则和经久不衰的规矩和习惯。然而，它却是一个典型的二律背反：谁都想成为强国而反对它国强大起来。从这一角度讲，即使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英国也不容其坐大而使欧洲大陆均势失衡。这是英国几百年来一直屡用不爽的以不变应万变的传统外交绝技。表面上所谓冷战似乎在意识形态上把欧洲划分为对立的东西方，但它掩饰了大国在欧洲为各自利益而进行的争夺。看来，意识形态在英国外交中更多的是一个幌子，是一种维护大英帝国利益与安全的手段。丘吉尔及英国政府是这样，英国军界也是如此，他们在没有永恒朋友的信条下，不分国家制度而几乎把所有国家都视为"潜在敌国"（注：帝国安全报告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而把法国、美国也毫无例外地列入了潜在敌国之中。参见奥·查列夫《苏联与英国：从合作到对抗（1941-1945）》，载《近现代史》1998年，第99-105页。）。
    联合美国是丘吉尔对外政策的一个支点。与抱怨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的张伯伦不同（注：张伯伦先后于1937年和1940年指出："最好和最安全的是不期待美国人除了空话之外任何东西"；"老天爷有眼，我可不希望美国人参战到我们一方。因为，如果他们有权参与制订和平条约，我们不得不付出过高的代价"。见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Велuкобрumанuя：Имnерскаядunломаmuя，转引自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1941-1945，纪念胜利50周年》отв。ред。А。О。Чубарьян，Союэнukuввоǚне，1941-1945.к 50-леmuюnобеды，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页。），主战的丘吉尔不仅迅速地理顺了与美国的关系，并将其希望整个押在罗斯福身上（注：1942年11月，丘吉尔向艾登透露"我的整个计划都基于罗斯福的伙伴关系之上"。参见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转引自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1941-1945，纪念胜利50周年》，第354页。），而且，早在富尔顿"铁幕"演讲二年前，就预言英美之间若无"特殊关系"，将可能发生"另外一场奇怪而可怕的战争"（注：Churchill to Richard Law.16 Febr.1944，转引自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和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1941-1945，纪念胜利50周年》，第354页。）。可见，二战后丘吉尔的奔走呼号不是偶然的。他要紧紧拉住美国在欧洲对抗苏联。另外，早在苏军攻克柏林前后，他就力劝杜鲁门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并在1945年5月12日致杜鲁门的信中提出在东西方之间"铁幕已经降临"（注：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转引自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1941-1945，纪念胜利50周年》，第357页。）。
    丘吉尔的战略远见无法改变英国大势已去、无能为力的现实。他清楚地意识到在"俄国巨熊和美国大象"之间"英国小狮"的被动地位（注：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转引自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1941-1945，纪念胜利50周年》，第364页。）。在他被迫离开首相职位前夕，即1945年6月29日，帝国司令官委员会制订了《英帝国安全》报告，正式称苏联为主要敌人，提出了于日后为冷战现实所证实的对策和措施（注：据俄国学者奥·查列夫称，对于英帝国的这一安全报告，直到1996年在德国召开"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包括英国学者仍未与闻。该安全报告认为由于苏联的庞大的军事潜力而成为英国的主要威胁。防苏的对策和措施主要是建立西欧集团和加强联合国等。参见奥·查列夫《苏联与英国：从合作到对抗（1941-1945）》，《近现代史》1998年，第99-105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英国政府为了本国利益和安全导演了欧洲和世界上新的更大规模的均势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