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有两个与二战后以苏美为首的东西方对抗密切相关的问题，即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原子弹的作用。如果说，前者是进行冷战的软件，那么，后者则可视为形成和保持冷战状态的硬件。
    意识形态在战后国际关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丘吉尔始终坚持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感，斯大林二战胜利后坚持的资本主义必然引起世界战争的批评，充分说明了这两位意识形态上的死对头在思想观念方面水火不相容。尽管它不免影响和妨碍两国关系，但是并没有根本破坏战时两国合作的关系。这两位国务活动家都识大局，掌握着分寸。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与社会存在相区别、相关联，涉及政治、法律、哲学等重要领域的范畴，必然与国家对外政治具有密切的联系。在国际关系中引入这一概念，是为了说明国家在意识形态（注：作者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发展，东西方不同背景、不同渊源的观念和基本概念交错、碰撞，需要磨合。不仅对于冷战概念，而且对于诸如"意识形态"这一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国家利益"这一西方有所约定的概念等，都需要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进行必要的重新界定或者更新，以统一和规范这一领域中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的异同。从国际关系历史和实践角度看，意识形态在国家关系中必然有所反映，是影响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首先，作为国家，或者说是国际关系中的主体的基本条件或资格，首要的不是国家体制或意识形态，而是作为国家的基本条件国家机构、地域、人口等实在的因素。其次，在国际关系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意识形态的优劣，而是国家实力的强弱。当年强力推行先进资本主义的拿破仑最终败于封建的亚历山大一世并非因为其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而资本主义世界最终承认苏联也并未肯定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潜在地、有时作为一种手段而影响国家关系。最为鲜明的例证大概可属希特勒充分利用东西方意识形态的矛盾而左右其手。在所谓冷战时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这种非武力的东西竟然也能够从某种角度整齐地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两个部分，可见它的作用。意识形态往往作为一种对外政策的工具、时常用于宣传手段在不正常情况下突出出来，也往往作为一种超然无形的东西而长期潜移默化。前者常常是在国家实力不逮而呼吁国际同情和支持的危难时期，或者国力强大得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而需要输出价值观念时。
    意识形态的这种影响并不能最终决定国家利益关系的属性其实早为政治家所认识。在反对拿破仑法国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与最为反动的封建俄国联手合作。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基辛格针对二战时的苏德关系指出："如果意识形态能够决定外交政策，那希特勒与斯大林就绝不可能联手，这跟三百年前黎塞留与土耳其苏丹的情况类似。但地缘政治上的共同利益是一股强大的结合力量，促使希特勒与斯大林这两个往日仇敌唇齿相依地结合在一起"（注：参见基辛格《大外交》，第290页。）。二战前苏联与西方国家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二战后，斯大林十分清楚并不亚于丘吉尔有意地利用意识形态的作用。所谓冷战时期，对立的双方并没有因为意识形态矛盾而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冷战结束后，人们更加聪明、务实，妥善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并有所发展创新。回眸所谓冷战，人们似乎可以透过弥漫着恶劣气氛的意识形态对立，感觉到为之所掩盖的美苏两个大国维护自己利益、以己为首的集团利益的争夺与较量的实质。
    冷战之所以冷而不战，即对峙的双方主力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核武器的威慑作用。这是典型的异化现象。发明和生产这种可怕武器原本是为了战胜对方，结果事与愿违，成为相互震慑、无法动手的制约因素。从这个角度讲，原子武器这种热战武器是制造冷战的促进剂，也成为抑制冷战转变为热战的阻断器。设若没有核武器的这种强大威慑及其所逼出的人们的冷静与明智，很难想象如何在对峙中维护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和平。此外，还应该看到，正是这种威胁人类生存的核竞赛除了给人类带来恶果外，也促进了20世纪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回顾冷战起源，它不是某国某人的过错，而是当时各种因素及各种力量共同推转了历史车轮，而后者的走向未必符合所有推动人的初衷。反思冷战的过程，应该庆幸当事者的节制，没有酿成世界大战。这是人类社会在空前的战争之后维护世界和平的探索中不可或缺的一步。从这个角度讲，所谓冷战史是一段人类在危险中追求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