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看到，现代国家的概念和当代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形成不过是近500年的事，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列宁也谈到国家将会逐渐消亡。尽管如此，说当代已处于“后国家时代”仍嫌太早。目前，上述刚出现的发展趋势正被某些强国用来作为干涉他国内政的理论依据。这是我们在迎接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挑战时需要特别注意的。在现阶段，当公正的国际社会经济新秩序尚未建立起来时，国家的概念仍是一国维护自身权利的理论依据。国家仍应当是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行为体。
    四、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时代的国际冲突新格局
    冷战后，旧的世界秩序瓦解，欧美学者纷纷探讨如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并提出各种世界新秩序的模式。国际关系体系的结构和操作原则正处于500年以来最深刻的反思之中。500年以前，国家开始作为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单位确立起来，而现在许多人认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对以下三个问题作出回答的时候了：“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互动的方式是什么？它们互动以什么为目标。”（注：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747页。）显然，几百年来的国际关系体系的最基本范畴已被置于反思和重构。这主要是因为当代国际关系正出现重要的变化：一方面越来越分散，另一方面又越来越全球化。冷战后世界秩序的走向受到两大互相冲突的势力的影响：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注：约瑟芬·奈：《理解国际冲突的理论和历史：导论》（Joseph Nye,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roy），哈柏·科林斯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剑桥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克拉克就写到，全球化和地区分裂是后冷战世界两大主要的发展趋势（注：英·克拉克：《全球化和地区分裂：20世纪的国际关系》（Ian Clark,Glob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International Rel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基辛格的两极和两大区域模式是很有影响的两个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亨廷顿认为，后冷战世界不同人民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意识形态或政治经济，而在于文化。最普遍和最危险的冲突已不再是社会阶级之间、贫富或经济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归属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宗派主义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认同感是冷战后一个主要冲突的根源（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2页。）。亨廷顿把世界划分为七八种主要文明，并断言大规模的冲突将沿着分隔这些文明的断裂带进行，文明断裂带两侧的集团为争夺土地和制服对方进行斗争。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文明的国家在经济领域相互竞争，并为控制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推行自己的政治和宗教价值观而斗争。亨廷顿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他似乎以当代国际冲突的许多事件为其经验性证据。综观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从原南斯拉夫波黑、塞浦路斯、几内亚、黎巴嫩、阿尔及利亚、苏丹、菲律宾到印度尼西亚，在穆斯林世界同基督教世界接壤的边陲地带，冲突和战争不断。不同宗教群之间的冲突似乎的确成为当代国际冲突的主要形式。在南联盟的科索沃和俄罗斯的车臣，种族之间的冲突以激烈的战争形式出现（注：麦克·宾洋：《宗教冲突带来日益增多的伤亡》（Michael Binyon,"Religious Conflicts Take Growing Toll"），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2000年1月4日。）。
    但是，亨廷顿把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绝对化，他看不到文化冲突后面的社会经济原因。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文化是表达社会经济利益冲突的载体（注：福勒：《下一个意识形态》（Graham Fuller,"The Next Ideology"），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1995年春季；马扎：《文化和国际关系》（Michael Mazarr,"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Review Essay"），《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ly）1994年秋季。）。亨廷顿的理论还可能起到煽动不同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作用。“文明的冲突提供的是一个危险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越是相信它，把它作为行动的基础，它就越有可能变为现实。”（注：倪世雄、潘忠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第34页。）亨廷顿也没有能够看到现实世界的另一层面，例如，辛格和韦达夫斯基所指出的，在动乱和纷争之外还存在着和平和发展的趋势及地区（注：在他们看来，当代世界由两部分组成：西欧、北美、日本和大洋洲的和平、富裕和民主区域；前苏联和亚非拉大多数国家的动乱、战争和发展区域。和平区域内的国家，经济上相互依赖，并分享共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国与国关系不受军事实力的影响，即使出现利益冲突和矛盾，也会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动乱区域内的国家经济落后，政局不稳，国与国关系处于动荡、不安甚至战争的状态（参见辛格和韦达夫斯基《真实的世界秩序》[Max Singer and Aron Wildavsky,The Real World Order]，查珊出版社1993年版）。）。
    一些学者杜撰了“部落主义”和“新中世纪主义”这样的概念来描述这些同全球化趋势相对立的区域化运动和地区冲突。在他们看来，在权力向上集中，从民族国家转向更大型的国际团体的同时，出现了权力向下扩散，寻求文化差异和族群身份标志的运动，导致新的民族和种族的文化政治要求。这股思潮希望建立自己的独特的文化社区，并形成类似种族或部落身份的文化政治信念。J.奈斯比特在其新《全球悖论》中，把这种现象称为文化部落主义。他认为，全球性的经济技术和思想力量使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受到削弱；一国内部不同的社会群体，原有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种族传统反而突显出来，成为创造新社团的胶粘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