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995年10月，俄国学者在滨海州阿尔瑟尼耶夫（Arsenyev）市收集到1枚黑衣大食时代的中亚银币。该银币发现于乌苏里江支流阿尔瑟尼耶夫卡河流域的诺沃果尔杰耶夫卡（Novogordeevka）村附近，这一带为中世纪城寨村落遗迹的集中之地，因而观光客经常光临此处。这枚银币直径26毫米，下半部残缺，细部与中亚古城片吉肯特（Pjandzhikent）遗址所出银币类似，为古代中亚安国（Bukhara，今属乌兹别克斯坦）银币德拉赫木（Darahim）图案的仿制品。银币表面用点线铸出王的正面胸像，王冠上部可见半月与星的形状，王冠左边铸有阿拉伯文al-Mahdi，王脸的右边铸有安国语文，专家的意见认为其意为“安国王”（注：参见O.I.斯米尔诺娃《片吉肯特城址出土钱币目录》（1949-1956年发掘调查），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因此，这枚银币很可能是黑衣大食呼罗珊总督穆罕默德·马赫迪（Muhammadal-Mahdi，758-768年）在任时所铸（注：同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8页。）。
    俄国学者做了很好的工作，这些考古资料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应该说是无可怀疑的。然而，材料的真实并不表明论点的真实。问题在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些中亚器物更可能经由哪条道路到达东北亚地域？
    二
    粟特人在欧亚大陆上到处经商，在沿途各地建立了他们的移居地，学界对此早有研究，而且成果累累（注：如我国学者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论文集，三联书店，1979年，1-116页；冯承钧《楼兰鄯善问题》，收入其《西域南海史地论著汇辑》，香港中华书局，1976年，25-35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2页以下；唐长孺《魏晋杂胡考·羯胡》，收入其《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78年，414-427页；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哲社）1986年2期，71-82页；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5章《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文物出版社，1994年，150-263页，等等。日人有桑原骘藏《论隋唐时代来住中国之西域人》，收入《桑原骘藏全集》2卷，岩波书店，1968年，314-344页；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收入氏著《唐研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3-67页，等等。）。这些研究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和知识领域，深化了人们对古代世界沟通东西方交往的“丝绸之路”的认识。实际上，由于国际学术的发展，“丝绸之路”的内涵已扩大为对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统称，外延已由旧有的绿洲道扩大到草原道、南海道甚至海东道--通往美洲的“白银之路”；“丝绸之路”研究的对象已不仅仅是道路，而是古代东西方交流的各种途径。然而，这些途径中最重要的、资料最丰富从而研究成果也是最多的，无疑仍是传统的丝绸之路，即经由古代中国及其附近地区的交通道路。换言之，古代东亚交通网络的中心是中国的中原地区。这一观点，无论是从文献记载的交通状况还是考古发现的产品流布，都得到了有力的证明（注：参见前引铃木靖民文第6节《远距离贸易与承担者--粟特商人、唐商人、渤海商人》，18-26页。）。
    近年来，随着考古文物的出土，文书、碑志新资料的刊布，有关粟特人在中原活动的研究也方兴未艾，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粟特人在中国传统文献史料中被称作“昭武九姓”，有康（Samarkand）、安（Bukhara）、石（Tashkent）、曹（Kaputana）、米（Maymurgh）、何（Kushanik）、史（Kishsh）等著姓（注：参见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中华书局，1985年，72-98页。），国内学者已利用新资料对流寓中国的安氏家族、史氏家族分别进行系统研究（注：如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95-338页；罗丰《流寓中国的中亚史国人》，《国学研究》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235-278页。）；全面研究粟特人在中原迁徙分布状况的新成果亦于近期刊布问世（注：参见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7-86页。）。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古代粟特人在中国活动的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北方（注：同上，并请参姜伯勤《介休祆神楼与宋元明代山西的祆教》，《东洋学报》80卷4号，1999年3月，1-28页。），而东北的营州（今辽宁朝阳）则是他们聚居活动的一个中心。史料记载，盛唐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安禄山、史思明均为“营州杂种胡”（注：参见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42页。），据研究，二人实际都是流寓该地的粟特部酋（注：同前引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31页。并请参见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唐代学会编辑委员会编，1997年，235页以下。）。
    营州即十六国诸燕所据龙城，又称柳城、和龙、黄龙。其地位于辽西走廊，东通渤海，北接契丹，西邻突厥，地理形势及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无论是就古代东西交通还是就中原与东北的交通而言，以营州为中心的辽西走廊在历史上均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里发现较早的反映东西交流的文物，有罗马风格的玻璃器。1965年，辽宁省博物馆在北票县（朝阳东北）西官营子村发掘北燕贵族冯素弗（死于415年）墓，出土了5件玻璃器。样品分析结果表明，这些玻璃的基本成分与罗马玻璃相似。其中一件淡绿色透明的鸭形注，器形与公元1-2世纪地中海地区流行的一种鸟形玻璃器相似（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冯素弗墓”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128页。）。韩国庆州博物馆展出也有类似的器物（注：参见《追索东方之光--丝绸之路与韩国文化》（画册），庆州世界文化博览会组委会，2000年，95-97页，图版138-142。）。中国学者认为：“慕容鲜卑-三燕文化墓地骑马遗物及金花步摇冠、玻璃器等成系列发现，为其东传朝鲜、日本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考古学实物见证。”（注：孙守道：《游牧骑马民族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记马具、带饰、金花冠、玻璃器、罗马金币在辽宁的出土》（提要），《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通讯》6期，1995年，17页。）日本学者将其称之为“玻璃之路”（注：如由水常雄《玻璃传来之路》（上），《东亚的古代文化》1988秋·57号，89-117页；同文（下），同刊1989冬·58号，202-228页。并请参作者《关于古新罗古坟出土的罗马玻璃》，《朝鲜学报》80辑，1976年7月，37-71页，其中探讨古新罗古坟出土罗马玻璃18件，断代为5世纪至6世纪初。作者由较多的西方文物出土而认为，“这显示古新罗吸收了与中国系的高句丽、百济文化不同的希腊罗马文化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异质文化的能量蓄积，应该就是弱小孤立的新罗依靠与中国的联盟消灭高句丽和百济的原动力”；“新罗统一半岛以后，对中国文化的摄取盛行起来，希腊罗马文化的输入戛然而止，代之而起的是透过中国文化过滤的西方波斯文化”（38页），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讨论的价值。有关玻璃器传播的最新介绍，见谷一尚《西方系凸雕玻璃容器的系统与传播》，译文收入《原州古墓集成》，文物出版社，1999年，4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