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研究，粟特人还深入到靺鞨居地建立了聚居地。汉文史料记载，辽金时代在松花江下游住有五国部。俄国学者认为，五国部民族在语言、服饰、居室、农耕等方面与其南边的女真族都有所不同，《契丹国志》记载五国部人自由地与北方蛮族进行交流和贸易，因而很可能就是来自中亚的粟特商胡。尤其是其头部首领居地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位于牡丹江和松花江的汇合处），又名五国头城，很可能就是粟特语城名片吉肯特（Pjandzhikent，意为五城）的汉译。片吉肯特是中古中亚的一座著名城镇，粟特人以此来命名自己在东北亚的一个大移居地，很可能是出于对故乡的怀念。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学家又把这个城镇的汉译名称记录了下来（注：参见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0-141页。）。粟特城镇及其移民聚落多有五城、新城（Nowkat）之名，这个问题值得专门研究。我这里只想指出，一个东北民族城镇有汉译名称且为中国史家所记载，这本身不就说明了当时东北与中原内地间传播交流的方向和路线问题吗？
    显然，粟特商胡入居东北仍然主要操持旧业，即东、西往来兴贩。我们注意到营州石氏和粟末靺鞨的特殊关系，其实粟特商胡也一直与自己在中亚的故国保持着密切联系。1906年，英籍探险家斯坦因（M.A.Stein，1862-1943年）在敦煌以西的TXIIa号古烽燧下发现9封“粟特语古信札”，断代为4世纪初年，其中数封内容为粟特人从姑臧（凉州，今武威）或敦煌向在中亚的康国（Samarkand）和安国（Bukhara）汇报经商的情况和困难（注：参见前引张广达文，80页注2。）。太延五年（439年），北魏破姑臧灭北凉，在凉土贩货的粟特商胡悉数被掳往当时北魏的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经粟特王遣使请求，这些俘虏才被允许赎出。研究者认为，粟特王向北魏提出赎还商胡，说明聚居凉州的粟特人一直与祖居地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注：参见前引吴玉贵文，305页。）。
    近年在中国北方广泛发现的有关中西交通的遗迹遗物，证实了粟特商人在丝路沿线开展各种交流，内容丰富而活跃（注：参见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2期，111-116页；宿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遗物”及“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条，676-681页；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2期，173-190页；齐东方、张静《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凸出圆纹切子装饰玻璃器》，《创大亚洲研究》16号，创价大学亚洲研究所，1995年3月，53-61页。）。“从文献记载和丝绸之路上的某些文化遗址来看，他们不仅在发展东、西转贩贸易上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且在传播文化、促进多国之间的政治往来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注：同前引张广达文，71页。）例如，经过这条道路从西域传到新罗的除了上述玻璃器之外，还有各种香料、瑟瑟、玉石玉器、氍锼毾镫、罽、孔雀尾、翡翠毛、苜蓿、花树对禽纹金具、立树双鸟纹刻石、嵌玉金饰短剑乃至挂陵和兴德王陵前的胡人翁仲等等，此外，西域的许多乐器、杂技、工艺技法也都传到了新罗（注：参见穆罕默德·坎苏《新罗、西域交流史》第Ⅳ章第3、4节，汉城檀国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236-284页。）。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类似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日本与新罗积怨甚深，日本朝廷时有征伐新罗之议，因而渤海立国以后，尤其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大钦茂嗣立转而密切与唐帝国的关系，为日本朝廷保持与唐帝国的联系提供了一架无可替代的桥梁（注：参见前引宋成有文，13-16页。）。日本学者曾经研究过火祆教传入日本及其在日本的影响问题（注：参见伊藤义教《火祆教之传来》，《东亚的古代文化》1987春·51号，142-161页；木村千惠子《试释天武天皇的挽歌“燃烧的火”》，同前刊同号，162-180页；伊藤义教《有关法隆寺传来的香木铭》，同前刊1988冬·54号，96-105页；同作者《我之“从西域到日本”》，同前刊1988秋·57号，67-79页，等等。参见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3页。），学界公认，这种波斯宗教在东亚的流传多半与昭武九姓胡即粟特人的活动有关（注：参见前引张广达文，77页。参见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蔡鸿生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1页。）。近年人们在渤海国赴日使团的名单中发现了出身史国的粟特胡人史都蒙以及出身安国的粟特胡人安贵宝的名字（注：参见前引铃木靖民文，19页。），更为祆教东传日本及其途径添一佐证。
    当然，上述文化交流的成就未必都是粟特人的功劳，唐朝商人、渤海商人、新罗使者、日本使者等都曾积极参与其间（注：参见田边胜美《粟特美术中的东西文化交流--乘狮子娜娜女神像的文化交流史分析》，《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0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6年，213-277页。），甚至在中亚古康国都城遗址Afrasiab的壁画上也都出现了朝鲜人使者的形象（注：参见穴泽和光、马目顺一《关于康国都城遗址（Afrasiab）出土壁画所见之朝鲜人使者》，《朝鲜学报》80辑，1976年，1-35页。）。无论如何，这条传播交流的路线主要是传统丝路的东向延伸应当是没有疑义的。
    三
    其实，俄国学者最初也承认丝绸之路是古代欧亚大陆包括东北亚地区的主要交通路线。如前所述，“黑貂之路”一名最初就曾被夏富库诺夫本人用来称呼东汉时代挹娄貂输入中原内地的贸易路线。然而后来他改变了看法，认为：从6世纪初到14世纪末，除了直接从当地民族手里获取黑貂皮等极为贵重的商品之外，“粟特人不得不在丝绸之路以外另辟一条通向东北亚的贸易道路的理由是，丝绸之路经由许多国家的领土，而这些国家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和平的，对于贸易商队来说这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黑貂之路的大部分在政治关系上是平稳的，通行是完全的，能够维持不间断的运转。”（注：同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0页。俄国学者论证和断代的根据还有诸如“室韦”一名为塔吉克语沼泽之意，黑水靺鞨首领称号“莫拂”一词为古伊兰民族称呼东方皇帝即天子用语，等等。这些需要专门考证，本人拟另撰文讨论。）问题在于，丝路沿途的政局变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交通贸易？同时欧亚草原上的政治关系就一定平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