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纥（后改称回鹘）汗国从来未能成为整个北部草原的霸主。阿尔泰山以西的三姓葛逻禄一开始便自立叶护，与回纥争强，于8世纪七八十年代征服突骑施，南迁七河地区。据有南西伯利亚的黠戛斯则一直与回纥为敌，《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际坚昆》：黠戛斯“常与大食、吐蕃、葛禄相依仗。吐蕃之往来者畏回鹘剽钞，必住葛禄，以待黠戛斯护送”。结果是回鹘在与黠戛斯争斗20年以后，竟于840年被后者扫灭，赶出了蒙古高原。
    回鹘汗国的崩溃为锡尔河流域的乌古斯（Oguz）部落联盟和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寄蔑（Kimak）部落联盟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寄蔑原居额尔齐斯河中上游一带，9世纪末，其势力向南扩展到了七河东北和准噶尔-阿拉套地区，同时在游牧于咸海一带的乌古斯东北边出现了钦察人（Kipchak）。到11世纪初，寄蔑的政治威权把钦察人也囊括了起来，这一寄蔑-钦察部落联盟占据了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沿岸的大部分草原（注：参见前引《中世纪欧亚草原》，30-31页。）。东边的蒙古高原则于10世纪就落入了契丹人所建辽朝（916-1125年）的治下。
    由此可见，中世纪欧亚草原上的政治关系并不比传统丝绸之路所经的南部绿洲更平稳。
    其实，粟特人未必会从中亚直接到东北民族手里获取黑貂皮，更多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沿途经商，转贩贸易。在蒙古高原北部和南西伯利亚发现的中亚器物也可以经由其他途径到达那里，例如《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所收贾耽《皇华四达记》佚文所列唐朝边州入四夷大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就详细记载了从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南）经乌德鞬山（今蒙古杭爱山）回鹘衙帐，至仙娥河（今色楞格河）北岸富贵城，再北至骨利干（今俄国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又西至都播（今俄国图瓦自治共和国），再北至坚昆（今南西伯利亚）几千里的路程和沿途主要地点、驿站。而回纥汗国的第二代可汗葛勒可汗磨延啜在其纪功碑（即古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中说：“我于鸡年（757年）让粟特人、汉人在仙娥河畔建造了富贵城。”显然，粟特人更可能是从中原到这里来的。
    俄国学者夏富库诺夫还说，粟特胡人安禄山叛乱时，丝绸之路大部分在唐朝朝廷控制之下，他能同装备充实的唐朝大军作战，其武器装备、军需物资甚至兵员补充只有通过黑貂之路才能从中亚得到（注：同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6页。）。然而据研究，“安禄山在起兵之前，派遣粟特商胡往各地兴贩贸易，并招各地商胡来输运外国珍奇财货。《事迹》记安禄山多次进贡给玄宗金银器皿等物，玄宗回赐品价值也不可轻估。这些商业兴贩所聚之财和进贡回赐所得之物，都构成安史叛乱的经济基础。”（注：同前引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241页。）而安史叛乱时，所谓“黑貂之路”所经之地大部分控制在回纥人手里。众所周知，回纥人曾两次出兵并最终帮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说安史经回纥运兵纯属信口开河。
    所以，本文的结论是：（一）“黑貂之路”就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的途径提供了一种说法，但目前尚难令人首肯，更不能取代前人已有的说法；（二）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的途径形成了一个网络，这一网络的基础和主干是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交通体系；（三）《旧唐书》卷198《西戎康国传》说粟特人“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
    广袤富饶的中华大地为古代东北亚与世界的文化联系提供了最佳途径，它并未因绿洲各国的政治关系变动而被取代（注：参见前引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后论，264-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