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法国的工业化进程中，贵族价值观与官僚社会遗风盛行，人们看重的只是特权与地位；科学研究则被视为一种获取社会地位与荣誉的手段；科学家们只是进行纯科学的研究，轻视实践，更鄙视为金钱而科研，这阻碍了法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此外，法国素有“教会的长女”之称，长期信奉天主教，受宗教改革和新教运动的冲击较少，天主教所代表的各种意识形态长期存在，缺少那种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伦理（注：[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即资本主义精神。
    在法国，天主教和政权紧密结合，顽固维护着封建等级制和贵族所享有的各种特权。凭借这些特权，贵族可以不劳而获，轻易地过上富贵豪华的生活。他们鄙视下层等级，对第三等级的工商业活动不屑一顾。社会上也普遍对工商业活动及其经营者存有歧视，工商者在法律上没有地位。1790年巴黎出版的《国家百事辞典》中关于大商人的条目就把他们定义为“金钱妖孽，铁石心肠的人”。因为在古老的天主教国家里，赚钱和借贷被认为是十分丢人的事。和英国贵族相反，法国贵族对农业、工商业毫无兴趣，更不愿因从事这类工作而丧失贵族身份。“法国有产者历来乐于投资于土地、房产和官爵，而不愿意在被他们认为是碰运气的事情上拿钱去冒险。在法国，扩张事业只是限于一小部分有进取心的人，这些人几乎被人们看作是冒险家。”（注：[法]米盖尔：《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0页。）和英国相反，当英国贵族在资产阶级化时，法国却出现了资产阶级贵族化，很多成功的企业界人士在赚取了钱财后，常用来购买土地和爵位，追求上层阶级的名誉和地位，成为“佩剑贵族”，“只有那些愚蠢的人才会继续做一个资产者”。（注：Gordon Wright,"France in Modern Times",Third Edition,New York:Norton,1981,P.160.）传统中的那些对经济活动、工商业的偏见与歧视，就像一张无形的巨网将法国的工业化束缚其中，使其举步维艰，同时也使实业界人士难以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几乎没有哪个富翁不时时感到屈辱，因为他们除了财富便一无所有。”（注：[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页。）成功的企业家及他们的后代大都渴望进入军界与政界，或与军界、政界人士后代通婚；受过良好教育、有才华和进取心的青年人大多向官场寻求发展，而不愿投身于工商业，他们向往的是自由职业与政府职业。这使得法国工商业界人才匮乏，经济缺乏活力。
    在对待科学技术研究的态度上，同英国那种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相反，法国人崇尚的是理性研究，他们只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标志身份地位和获得尊敬与荣誉的资本，崇尚思辨，忽略实践，使科学成为了实验室中的纯理论研究，新式车床只成为路易十六的摆设和玩具，科学与实际应用脱节。所以，法国历史上能涌现出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众多的著名思想家，但却不能产生像亚当·斯密那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李斯特那样的国家主义经济学家，以及瓦特、凯伊等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发明家。
    由于法国的这种社会环境，使许多发明创造没有首先在国内找到相应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其历史作用，没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是大量地流向国外。例如：贝尔多勒发明的氯垩水漂白法、勒布朗克发明的苏打制造法等，都没有在本国得到实际应用，相反却为英国所“引用”而在化学工业领域取得了远远超过法国的成就。这种科技成果上的“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奇怪现象造成了国内智力的巨大浪费。更为可悲的是，当世界化学革命先锋拉瓦锡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要求缓刑两周以便能完成一项研究时，得到的却是“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的回答。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对此曾感叹地说：“斩去这个头颅只需片刻，但或许需要100年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头颅。”（注：张华夏：《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革命的狂热加重了法国人的愚昧无知，使他们在利用先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力方面又明显落后于其他工业国家。
    任何对工业化的抗拒或对旧的传统价值观念的依恋都会阻碍工业化的启动与进程。法国工业化的历史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这对后发工业化国家来说，法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人的深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同英国的成功经验相比较，法国的教训对后发国家更具有启迪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