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意大利政府与“南方问题”
    意大利政府在南方问题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双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南方问题”， 但也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了努力。限于篇幅，这里仅就经济方面的情况进行探讨。
    统一之初，意大利统治阶级对南北差距有一定认识。加富尔在第一届议会开幕前写的信中 说：“今日之任务较过去更为艰巨、更为棘手。创立意大利、把组成意大利的各种不同融为 一体、协调南北两部分，这一切与反奥战争、反罗马斗争同样困难。”（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意大利经济史：从统一到今天》，第65页。）马西莫·达泽利奥 大声疾呼，“我们已经制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制造意大利人。”（注：T.戴蒂、G.戈齐尼：《当代史I：19世纪》（Tommaso Detti e Giovanni Gozzini,StoriaContemporanea I:L’Ottocento），布鲁诺·蒙达多里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国家统一本来是 采取有力措施消除南北现有差距的机会，然而政府没有专门的南方政策。当时政府只有一些 全国性政策涉及南方。政府首先加强军事和政治控制，确保“复兴运动”的成果。以皮埃蒙 特为主体的北方官僚队伍，始终把维护政治统一放在首位，在全国大力推进“皮埃蒙特化” 。其次，政府进行的土地、债务、税收、关税、银行、教会土地等方面的改革，有涉及南方 的内容，但由于北部工业需要对工业化补上原始积累一课，所以南部付出的东西往往比获得 更 多。再次，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北方，南部的份额无足轻重，1862- 1924年间国家全部水利工程开支中，北方为49.4%，中部42.5%，南方只有8%强（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意大利经济史：从统一到今天》，第67页。）。统一后那 波利的命运见证了南部经济的衰落，1862年这个城市的人口超过热那亚约4倍，但到1990年 仅 是它的2倍多一点；1862年那波利的人口2倍于都灵，而1900年刚超过它1/3（注：《意大利百科全书》，第151页。）。
    建国不久，公共工程部长P.S.曼齐尼提出通过专门立法方式干预南方发展的思想，但直到1 897年才颁布第一个有关南方发展的专门法律《撒丁岛开垦法》，此后焦利蒂领导“国家在 南方进行了相对长期的、较为现代化的干预”，颁布了一批干预南方的法律（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意大利经济史：从统一到今天》，第69、179-198、179- 182页。），主要涉及巴 西利卡塔（注：19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上遭到的打击最重，是意大利人口数量绝对减少的惟一一个地区 。）（1904）、那波利（1904）、卡拉布里亚（1906）、南方各省和岛屿（1906）等地区（注：罗萨里奥·维拉里：《现代世界：工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第234页。）， 内容包括国家治理疟疾和发放奎宁、小学教育、幼儿园、工业化、土壤改良和分割大土地所 有制等。焦利蒂的努力正好和意大利“世纪末危机”、第二个工业化高潮（1896-1908）相吻 合，不难看出他的用意所在。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敏锐地意识到，快速的工业化使南北 差距日益扩大，开始威胁统一国家的存在，他力图阻止这种趋势的扩大。“南方主义者”的 大声疾呼也起了重要作用。另外，国家统一以来中央政府对南方始终小心提防，害怕专 门的立法会助长南方分裂主义。可见南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是意大利中央集权体制的恶果 之一。政府更为关注意大利与欧洲其他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认为意大利需要强化北方工业 化来实现“追赶式”发展。国内的南北差距只好让位于外部阿尔卑斯山南北之间的差距。焦 利蒂政府的南方经济政策就是让南方“配合”北方的工业化，服从全国大局。所以有学者认 为，南方只是为北部经济提供工业品的市场、剩余资本投资场所以及资本、廉价劳动力和农 产品的储水池（注：A.尼古拉·卡雷洛：《北方问题：意大利参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南方的欠发达》，第34 页。）。焦利蒂的努力尽管失败了，也有积极意义：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 后， 中央政府毕竟开始意识到南北差距的严重性，开启了国家立法干预南方问题的传统。总 的说来，整个自由意大利时期政府解决南方问题的成效不大，南北差距继续扩大。以致有学 者这样认为，政府在1900年以前对南方发展没有做什么事情，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也做的很 少（注：乔瓦尼·费代里科：《1860-1940年的意大利：一个所知甚少的成功故事》，《经济史 评论》第49卷，1996年第4期，第779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尼蒂政府制定了一个改造南部的计划。这个计划可能是建立在先 前由他主持并获得政府支持的一个关于南方农民的调查报告基础上的（1909年发表）。计划内 容是在南方建立水利设施、建设大型水电站用于灌溉和提供工业动力。尼蒂的计划得到知识 分子、社会党改革派、自由民主派技术人员、以及大型财团和电力集团的支持，但也遭到一 些重要部门的反对。虽然只是部分兑现，但它对南部社会仍然有重要影响，有学者把这些努 力誉为“特殊的现代化形式”（注：马尔切洛·弗洛雷斯、尼古拉·加莱拉诺：《现代历史导论》，第156页。）。
    法西斯政府在解决“南方问题”上也做过相当努力，希望“重振”南部。首先，政府发起 “反黑手党之战”，严厉镇压黑手党。这是法西斯政权发动的诸多“战争”中惟一真正获得 胜利的“战争”。巴勒莫的凶杀案从1924年的278起急剧下降到1928年的25起，连《纽约时 报》都惊呼：“黑手党已经死亡，新西西里已经诞生。”（注：克莱尔·施特林：《章鱼：国际西西里黑手党伸长的触角》，第51页。）其次，进行农业改革和象征性发 展一点工业。政府在1928年发起的“小麦战役”和“综合土壤改良战斗”，在南方分割大土 地所有制、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建设道路、疏浚港口、治理疟疾、改良土壤、鼓励粮食生 产、发展教育、引进现代生活方式。政府在那波利、塔兰托等地象征性发展一点工业。通过 政府努力，粮食危机有所缓和，建成的公共工程对50年代大规模开发南方不无益处。但总的 说来，法西斯农业政策是失败的，从而决定了南方政策的失败。1925-1940年意大利农业比 1897-1925年增长缓慢得多。年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从1894-1913年的2.49%下降到1920-1 939年的1.82%（注：舍·克劳：《意大利经济史》，第449页，转引自戎殿新：《评战后意大利的“经济奇迹 ”》，《西欧研究》1989年第2期，第21页。）。1938-1951年南方人均收入，从占全国平均水平的53.6%下降到33.5%（注：路易吉·德罗萨：《战后意大利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工业生产仍旧集中在“工业三角”地区，工业北部和农业的基本格局没有实质性变化。究其 原因主要有：政府的投资重点仍然在北部；和统一后的“皮埃蒙特邦”一样，法西斯势力仍 然是以北方发达地区为基础的政治势力，比较忽视南方经济发展；法西斯政府鼓励人口增长 ，同时限制向国外移民，增加了南方的贫穷。不过，意大利有的史学家主张将法西斯意识形 态和历史分开进行研究，这个时期的南方政策尚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政府对南方进行大规模干预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首先是50年代初期的土改。为了对付南 方日益激烈的占地运动、发展农村生产力和争取农民选票，政府先后颁布了三个土改法：《 西拉法》（1950年5月12日）、《临时法》（1950年10月21日）和《西西里地区法》（1950年12月 27日），没收或赎买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据此分配土地749，210 公顷（注：波河三角州47，942、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的马雷马和富齐诺210，097、普利亚和卢卡尼亚 196，937、卡拉布里亚的西拉地区84，865、西西里108，253、撒丁101，561。），在60年代受惠家庭为109，425个，其中自耕农占7.6%，对分农占40.4%，雇农占52% （注：朱塞佩·马马雷拉：《意大利当代史，1943-1998年》，第155-156页。）。事实证明，改革目标都没有达到，反而带来了土改机构政治化、小土地所有制盛行、荒 地生产低下、农民技术落后等问题，导致数百万农村劳力拥向城市。当时没有土地的农民总 数大约有600万，这项改革乃是杯水车薪，广大农民的政治和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195 9年南方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5%，西北部为164%；到1987年，南方人均收入 只上升了2个百分点，达到68%（注：布里安·阿赫阿姆：《制度、外部因素和意大利南部经济增长：1861-1914年棉纺织工 业作证》（Brian A’Hearn,“Institutions,Externalities,and Economic Growth in Sout h ern Italy:Evidence from the Cotton Textile Industry,1861-1914”），《经济史评论 》第51卷，1998年第4期，第734页。）。当然，土改的作用还是重要的，它表明“南方问题”的确 已经引起执政高层的重视，决心解放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从分配上推动了南部农业社会的 发展，为大规模“南方开发计划”的出台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