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日本之所以选择与台湾当局媾和，也出于依仗美国以恢复国内经济、获取主权独立的自身利益的需要。战后日本一片废虚，满目疮痍，美军的占领使日本几乎失去了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在被占领的情况下，日本吉田政府为“最好地保障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不得不选择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并“把它作为顺应世界形势和日本需要的惟一方针”。[4]因此，尽管吉田政府最初在选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台湾当局作为对象时比较慎重，但反复权衡利弊，最终还是选择了台湾当局。
    此外，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也是“日台和约”得以签订的重要原因。日本宣布投降以后，蒋介石集团从其反共目的出发，对日采取“以德报怨”政策。一方面命令日军“不得向中央军以外的部队投降”，并与冈村宁次秘密勾结，利用侵华日军为其打内战；另一方面，对日军战俘和侨民优待有加，顺利将其遣返。对待战犯，或从轻发落，或宣布无罪，使大批战犯未受到应有的惩罚。以冈村宁次为首的一批军国主义分子，对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有一种报恩的思想。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便认为，“国民政府在战争结束后曾使日本军民安然撤离中国，我们想起这些情谊，作为媾和的对象无论如何也不能忘怀这个政府”。[5]就这样，在美国的压力和一手导演下，“日台和约”终于在1952年4月28日得以签订。由此，堵塞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道路，台湾问题也就成为战后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
    1954年12月7日，吉田内阁辞职以后，先后由鸠山、石桥两位首相组阁执政。在此期间，中日关系一度好转。在我“民间外交”工作的努力推动下，在鸠山内阁时期，中日双方原则达成了互设通商代表处的协议；石桥内阁为后来于1958年3月正式签订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打下了基础。然而其后上台的岸信介和佐藤政府，又积极推行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公开支持蒋介石统治集团反攻大陆，进一步强化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中日关系出现逆转。1957年6月，刚刚上台不久的岸信介继访问东南亚各国进行反共反华宣传之后，首次访问台湾。在台期间，岸信介始终称“中华民国”和“蒋总统”是“反共”和“自由”的守护神，并强调要加强“日台提携”，共同抵制“大陆的共产主义威胁”。访台期间，岸信介与蒋介石进行了三次会谈。在会谈中，岸信介说：“中国大陆现在处于共产主义的统治下，日本对中华民国的困难处境甚为同情。然而，正因为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有必要进一步加深两国的合作。”“日本的保守党绝不采取容共或中立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收复大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6]岸信介不仅在政治上公开表明反华反共的立场，而且还屈从美国的压力和迎合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意图，为中日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签订设置重重障碍。岸信介本来是想打着在政治上不承认中国、在贸易上捞取实惠的“政经分离”的如意算盘，与中国进行非官方贸易往来。然而，即使如此，仍然遭到台湾当局的激烈反对，同时也引起美国的不满。1958年3月5日，中日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在北京签订。协定规定，中方贸易办事处“有权在其建筑物悬挂本国国旗”，并给予其他外交特权的准外交机构待遇。[7]3月13日，台湾“外交部”以“日当局未澄清对该协定态度”为由，宣布中止正在台北举行的日台贸易会谈。3月15日，国民党台湾当局驻日“大使”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并把蒋介石指责悬挂国旗的亲笔信送交给首相岸信介和外相藤山爱一郎。3月19日，宣布中止对日贸易。同一天，美国则以调停日台纷争为名，表明了反对的态度并派商务部副部长维利阿姆兹赴日公开表示反对这一协定。在美蒋的压力下，岸信介于4月1日亲自给蒋介石写信表示，订立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并不意味着承认中共政府，按照日本的国际法，不能阻止悬挂国旗，但并不等于承认悬挂国旗代表国家权利。[8]4月9日，岸信介通过日方贸易三团体电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说，日本政府只能在国内各项法令的范围内，同时根据没有承认北京政府这一事实，给予支持与合作。对此，爱知官房长官也作了进一步说明，他在同一天发表谈话说：“日本政府认为，因为目前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所以不承认民间商务代表机构所谓有权悬挂共产党中国国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3]（P,134-135）岸信介内阁的答复与官房长官的谈话，否认给中国通商代表处以外交特权，也不准该代表处悬挂国旗，彻底破坏了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基本精神。其屈从美国的压力、无意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态度，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由此，中日关系出现严重逆转。此后不久，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注：1958年4月3日，在长崎百货公司浜屋举行“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上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5月2日，台湾的国民党驻日“大使馆”要求日本外务省通知展览会主办团体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摘下国旗。当日下午，两名暴徒冲进会场，撕毁了国旗，造成了侮辱中国尊严的政治事件。事后，岸信介不但没处理，反而说，对无外交关系国家的国旗进行侮辱，不能构成刑事案件。）中日关系更加恶化。不仅互设通商代表处之事告吹，而且连贸易、文化、体育交流也全面中断。
    20世纪60年代初，岸信介内阁在继续大力发展与台湾经济、政治关系的同时，还通过与美国签订新日美安保条约，进一步将台湾纳入其防卫范围。1960年2月26日，岸信介在众院安全条约特别委员会上提出了日本政府的“统一见解”，即“远东条款”的适用范围“大体是菲律宾以北和日本及其周围地区，韩国及中华民国统治下的地区也包括在内”。岸信介甚至扬言，中国人民如果解放台湾，根据“远东条款”，日本“不能无动于衷”。[9]
    1964年11月9日组阁上台的佐藤内阁继续推行“两个中国”政策。他在第一次施政演说中表示：“政府将一面维持迄今同中华民国政府之间的正规外交关系，一面以政经分离的原则同中国大陆之间继续民间贸易以及其他事实上的接触。”[10]在经济上，佐藤内阁继续推行限制和阻挠日中贸易发展的政策。1962年2月佐藤内阁一反上届池田内阁以私人信件对待《吉田书简》（注：池田内阁时期，为安抚台湾当局对“廖高贸易协定”签订的不满，默认了前首相吉田茂于1964年2月以私人身份到台湾游说。吉田回国后致张群一封信，这就是第二个《吉田书简》。信中表示，日本政府不打算同意日纺织会社通过输出入银行向中共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的态度，公开确认了《吉田书简》的有效性。由于佐藤内阁按照《吉田书简》行事，致使约定向中国出口第二套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两艘万吨货轮合同以及化肥成套设备合同均遭到破坏。这是佐藤内阁迎合台湾蒋介石政权的要求所做出的破坏中日关系的决定。与此相反，1965年和1971年，佐藤内阁先后分两次向台湾当局提供1.5亿和2.5亿美元的政府贷款。在政治上，佐藤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以现职首相身份，步前首相岸信介的后尘，再次于1967年9月访台，与蒋介石会谈，表明了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和反共的立场。佐藤上台不久即声称：“台湾归属未定”。并于1969年11月访美时同尼克松总统发表声明说：“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3]（P,322）1972年2月1日，佐藤在国会答辩时说：“一旦北京政府和国府之间发生武装争端……我国也不能隔岸观火。”[11]与此同时，佐藤内阁还追随美国，百般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
    佐藤上台所推行的“两个中国”政策是同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与美国对华对台政策以及日本自民党内亲台势力的影响密切相关的。60年代以后，中美矛盾因印度支那问题而进一步激化，美国希望日本协调与美方的立场共同遏制中国。早在1962年12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贸易经济联合会上，就以“强硬的语气谈到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威胁，希望日本同美国合作阻止共产主义入侵。”[12]佐藤上台前夕，越南战争爆发，中国核试验取得成功，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在这种形势下，佐藤不可能以牺牲日美关系、日台关系为前提去谋求改善和发展日中关系。因为无论是从本国安全利益，还是从经济利益考虑，日美关系对日本更为重要。这就决定了佐藤内阁必须依照美国的“安排”开展对台“外交”。而佐藤上台以后所推行的“两个中国”和亲台反华政策，恰恰反映了美国当时的对台对华政策。
    自民党内部亲台势力的活动对佐藤推行“两个中国”政策也有很大影响。亲台势力以岸信介、贺屋兴宣、石井光次郎、船田中、滩尾弘吉为代表，并得到自民党主流派的支持。特别是原首相岸信介是佐藤荣作的哥哥，与台湾蒋介石集团有着很深的政治渊源。他不仅在担任首相期间开创国家元首访台之先例，而且退任以后还跑到台湾，继续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1969年11月，岸信介、石井光次郎及财界人士访台后，日台发表联合声明，宣称“为实现中国本土的共产政权土崩瓦解，需要亚洲各国共同努力而完成。”[13]在中止对华输银融资问题和反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反对与台断交等问题上，以岸信介为首的亲台势力都对佐藤内阁施加了较大的影响。不难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本政府在总体上推行的是一种敌视中国的政策。这里，台湾问题是关键，是一切反华分子分裂中国、反共反华的“王牌”。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也大大阻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损害了日本人民的利益。中日关系要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就必须要处理好台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