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60年代以后，美国卷入越战并触发对外政策危机和国内政治与社会动荡，西方学 术界也因此发生内在分化，“正统派”开始受到了新崛起的“修正派”的挑战。早期修 正派学者以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批判为出发点，对于当时统治西方学术界的种种关于冷战 起源及进程的解释提出了质疑，并将冷战发生的责任归之于美国方面。到60年代后期， 新锐学者将对冷战历史的思考同知识界因越战经验而引起的深刻反省结合在一起，进一 步指出：美国进入并推行冷战的基本原因，在于将自己的意愿及对于自身利益的解释以 强权手段加之于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在冷战中所推行的，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形式的帝国 扩张政策，是为美国资本利益集团直接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源与市场服务的（注：关于 “修正派”的一般性概述，可参见Comb,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pp.235-257;Bradford Perkin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Twenty-five Years After.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10（December 1982），pp.318-330;Anders Stephanson, The United States.In David Reynolds（ed.），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p .30-35;典型的修正派著作包括Gabriel Kolko,The Politcs of War: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1943-45.New York:Random House,1968;Joyce and Gabriel Kolko,The Limits of Power: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54.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8;Thomas G.Paterson,Meeting the Communist Threat:Truman to Reaga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Bruce 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2 vol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1,1990。）。
    然而，“修正派”从一开始便存在着种种明显的缺陷。首先，在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 同时，修正派学者的论著（尤其是早期修正派论著）多系滔滔雄辩，对史料的掌握与使用 不够精细（注：尽管一些修正派学者激进的批判态度后来发生了变化，并越来越注意使 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但从总体上来看，以上基本特点并没有发 生变化。）。其次，虽然修正派对正统派关于冷战起源与进程的解释提出了挑战，但在 方法论的层面，却同样受到了当时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 现实主义流派的制约。大多数修正派学者往往强调，美国政策行为中的“反共”意识形 态色彩，其实只是对根本政治及经济利益追求的一种掩饰或辩解。换言之，同正统派一 样，在大多数修正派学者的眼里，冷战的实质是利益之争，而不是思想观念和制度之争 。再次，修正派学者陷入了方法论上的又一误区：就提出与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来 看，修正派学者的思路与正统派一样，为“美国中心论”所左右。他们的研究，大都以 美国政策为主要对象；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美国方面的有关文献；其历史批判的目的 ，则在于追求美国对外政策及与之相关的美国政治与社会的变革；他们的信念是，如果 美国的政策能够向着好的方面转变，那么，冷战的整个进程也就会向着好的方向发生变 化。
    与此相关的一个例子，是中美关系研究中“失去机会”论（The“Lost Chance”Thesis ）的出现及由此而引起的学术论争。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美国逐步从越战中脱身和 中美关系缓和，曾经在美国学术界中美关系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失去中国”论也受 到了尖锐质疑。一些学者提出：如果杜鲁门政府在中国内战中不是一味推行支持蒋介石 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那么，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本应存在着实现合作、至少是避免 对抗的种种机会；正是由于杜鲁门政府坚持推行敌视中国革命的政策，才使得美国未能 抓住与中共接触与合作的机会，并进而导致了中美两国的全面对抗（注：论及美国在中 国“失去机会”的著述主要有Warren I.Cohen,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unist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1934-1945.Orbis,11（Summer 1967），p p.551-569;Joseph W.Esherick（ed.），Lost Chance in China:World War Ⅱ Dispatches of John S.Service.New York,1974;Warren I.Cohen,Acheson,His Advisors and China,1949-1950.In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eds.），Uncertain Years: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p.13-52;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Patterns in the Dust: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1949-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从表面上看，“失去机会”论似乎对 美国对华政策持尖锐批判的态度。但“修正派”学者在并没有对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 基本线索及内在逻辑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便断言，如果美国施行另一套对华政策，便 能够改变中国革命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在内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并由此改变中美关系的基 本走向，这显然有失公允。由此看来，“失去机会”论同“失去中国”论一样，在方法 论上仍然受到了“美国中心”意识的主导（注：毫不奇怪，进入90年代后，“失去机会 ”论在国际学术界遇到了尖锐挑战。关于这方面的论辩，参见Warren Cohen,Chen Jian ,Odd Arne Westad,John Garver and Michael M.Sheng,A Symposium on the Lost Chance Debate in China.Diplomatic History,vol.21,no.1（Winter 1996/1997），pp.7 1-115。）。
    进入70年代以后，冷战史研究的大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首先，冷战初期的有关 档案资料在美国等国开始解密，从而为学者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了解冷战期间西方大国 （尤其是美国）决策机制、设想以及进程的机会（注：这里必须指出，70年代初美国档案 解密的实际进程，同“修正派”学者对于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美国卷入越战）的严厉批 判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应对修正派学者所提出的种种挑战，美国政府加快了档案开放 的进度，并扩大了档案开放的规模。）。与此同时，美苏两大国之间“缓和”体制的逐 步建立，又抽去了国际关系中冲突性因素的紧迫性。随着国际政治对抗中“常规化”趋 势的出现，冷战中意识形态对峙的因素也进一步淡化（注：这里所涉及的，是目前国际 学术界热烈讨论的全球范围内的冷战是否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生了“转型”、以及在 何种意义上发生了转型的问题。2001年6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冷战转型及中美 苏战略关系的演变”专题学术讨论会，着重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关于会议有关讨论 的概况，参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印《冷战史研究通讯》200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