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史新研究”还向我们提出了如何面对领域与学科本身更新所提出的挑战的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如何处理跨学科与专门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知识更新 的压力。冷战史研究在过去十余年间的发展中，如同历史研究的其他许多领域一样，出 现了专门化程度加深和跨学科要求加强的趋势。一方面，学者们在选择课题及从事研究 时，十分注意对自身专业知识的利用，并发挥自己在某一特定领域的专业优势。但另一 方面，真正优秀及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又必定会在不同的意义与层次上表现出跨学科的 特点--例如，在外交史研究中参照社会史和文化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并借鉴政治学 、国际关系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批判理论等许多其他学科的方法。而实现这一切 的前提，则是学术研究的高度规范化。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仍有很多事情要做。从中 国历史学界的现状来看，首先要解决的，应是如何在同样对冷战史研究感兴趣的世界现 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学者之间--根据学术界目前的分野，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学术圈- -建立起各种层次与形式的交流渠道，以便使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不因学科设置方面的因 素而出现“人为切割”的局面。
    为了把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就必须加强国内学术界与国际学术 界之间的各种交流。交流真正要达到的目标，应当是在“什么是有意义的问题”这一带 有根本性质的层面建立有效对话。任何“有意义的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必定是以 本文前述“知识关怀”为基础的；或者说，问题是否“有意义”、为什么“有意义”， 必定是由问题提出者特定的“知识关怀”所决定的。为了介入国际学术交流并在某一特 定领域获得自身的发言权，同时也由于因语言等表达方式上的缺陷，中国学者面临着“ 接过”国际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西方学者提出的种种“有意义的问题”以及提出并充分 阐发自己内心所认同的“真问题”的巨大压力。西方学者基于自己的“知识关怀”和根 深蒂固的优越感，对于非西方学者所陈述的“有意义的问题”往往缺乏敏感与兴趣。其 结果，则是在国际学术交流中，非西方学者基于自身知识、人文关怀而提出的种种问题 ，却往往由于居国际学术界主流地位的西方学者对这些问题所蕴含的意义缺乏共鸣，而 无法引起注意，更无法产生相应的讨论。讨论如果是以非自身的知识关怀为基础的，非 西方学者在取得参与讨论资格的同时，也失去了表达自身知识关怀这一深层次上的真正 发言权。在一个越来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由这种通过垄断“有意义的问题”而实现的 知识霸权，是一个非西方世界学者必须面对、却又常常难以抵制，有时甚至难以自觉地 予以体察的带有根本性质的挑战。
    面对挑战，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应是对西方学者“有意义的问题”的来龙去脉有真正 的了解，且忌人云亦云。对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非西方世界学者来说，惟一的应对之道 只能是在界定“有意义的问题”时，以诚实的、不急功好利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知识 关怀”，并同时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别人基于他们的“知识关怀”而产生的“有意 义的问题”。归根结底，中国学者基于自身经历与经验以及对中国命运、中国与世界关 系的思考而产生的“有意义的问题”，如能克服表达与表述层次的困难，不可能不受到 那些真正关心人类与世界命运的西方学者的重视。于是，这又变成了一个对中国学者本 身素质的挑战：归根结底，历史研究的质量，是取决于研究历史的人们的质量的。
    根据中国历史学界（尤其是世界史学界）的现状，要走出的第一步，是解决一个表面上 看来似乎属于“技术层次”，实际上却极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实现学术研究的规范 化。“冷战史新研究”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是，任何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都必须 以扎扎实实的第一手资料研究为基础；学术规范化是学术生命力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在 学术规范化的基本要求得到中国历史学界广泛贯彻的时候，中国学者才能建立起批判性 学术视野，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反映自身“知识关怀”的真问题。那时，我们便能构建起 不仅对我们来说“有意义”、也不能为别人所轻易忽视的关于冷战历史的种种“大叙事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