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中国文献工具书》（1975年）
    诚如小甫先生所言，这本书确实是麦大维的少作（人们大都不满意自己年轻时的作品），更何况它只是介绍中国文史丛书类书辞书的用法，所以也谈不上学术性，但是因为它是用英文写作的，所以对于西方汉学人士入门很有实用价值，我在德国大学里曾讲过中文工具书，并将此书介绍给我的学生们。德国人希望能编出一部新的。麦大维的那一本我曾经在波鸿大学（Ruhr-University of Bochum）的东亚学院图书馆里看到过，这所大学的历史不过三十年，因此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里没有找到这本书， 当另有其他原因。 须知， 没有收藏《唐学报》（T'angStudies）的大学在欧美各国也并不止一家两家呢。
    三、关于Scholars的含义
    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 的译名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对该书内容的理解。小甫先生认为应该译作《唐代的国家与儒生》，理由是Scholars就是《新唐书》中的《儒林传》。考虑到英文中有一个源于拉丁文的词汇Confucian，可以译作儒士、孔子信徒； 考虑到《新唐书》不仅有《儒学传》三卷（无儒林传），还有《文艺传》三卷；考虑到麦大维书中介绍的不仅有经学方面的活动，更有文学、历史编纂学和图书事业方面的工作，儒生二字似不太能准确反映该书的全部内容。张广达先生曾将此书译作《唐代的国家与学者》（台北《汉学研究通讯》第10卷第3期第187页），是一种直译方法。拙译《唐代的国家与士人》当然也可以商榷，但不能说士人等于士大夫。如唐朝把参加科举的人称贡士，有一本书叫《士人与社会》，也不能改成《士大夫与社会》，士农工商，过去一般称读书人为“士”。
    四、关于美国唐学会的十二名理事
    我说美国唐学会的12名理事中有三名出身剑桥，意在说明剑桥大学有着从事唐代研究的传统。小甫先生认为这不完全，补充说“实际上，十二名理事在美国境外只有两名，即蒲立本和麦大维，而整个欧洲就只有麦大维教授一人，由此可见剑桥中国学和麦大维教授在今日西方汉学界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原来他是要用美国唐学会的理事职务来说明剑桥中国学在西方学术界的地位。剑桥的教授当然在西方学术界有地位，这决不取决于他是否美国唐学会的理事。美国唐学会里颇有一些资历很浅的副教授甚至讲师任理事，它的主要指标是该学者是主要研究唐代呢，还是兼治唐代，然后才是学术声望。由于西方治唐代的人不多，所以唐学会的理事决不是衡量某个大学或某人在西方学术界地位的标志，但是用它来说明剑桥的唐代研究传统则是恰如其分的。此外根据我几个月前收到的《唐学报》（T'ang Studies）第10-11期合刊（1992-93 年）的介绍（该刊晚出了一两年）美国唐学会（T'ang Studies Society）的12名理事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中美国境外已经是四名，在欧洲除麦大维教授外，还有伦敦大学的T.H.Barrett， 在加拿大除蒲立本外还有李约翰（John Lee），李氏常在《唐学报》上翻译日本唐代研究综述文章（即《中国史研究动态》每次译载的日本《史学杂志》第五期中的综述），职称是副教授。
    五、关于欧洲的汉学传统
    我说剑桥大学的中国学保持着欧洲的汉学传统，小甫先生认为这样笼统的说法不合适，因为“实际上英国和欧洲大陆是有区别的”，而且援引麦大维教授的话说“剑桥中国学的传统是重实证研究的”，而欧洲大陆则“偏重理论模式和抽象构架”。我们知道，欧洲大陆的学术风格的确与英国有所不同。汤用彤先生曾说：“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家的气魄很大，都是哲学系统的创造者。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就不一样，他们的特点是头脑很清楚，思想很敏锐，长于分析，对任何问题都要详尽地透彻地研究到最后，他们有‘批判’的态度”（汤用彤《关于英国经验主义》，《外国哲学》第4辑，商务印书馆1983年）。 成中英教授在《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中也说：“欧洲（大陆）的哲学是整体诠释的哲学，英美的哲学是逻辑分析的哲学；一个比较注重整体，一个比较注重部分性”（见《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第298页，三联书店1988年）。 总之，在学术传统上人们认为英国人更多地表现为经验主义，欧洲大陆则表现为唯理主义，此乃一般看法。麦大维的观点恐怕有这个背景。但是这并不是说就没有总体而言的欧洲汉学传统。1992年4 月在台北召开过一次“欧洲汉学史国际研讨会”，著名汉学家福赫伯（HerbertFranke，或译傅海博）在书面发言中（由W.Bauer 教授代为宣读）一再说到欧洲的汉学传统，开头提到“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可说是有一独特的欧洲汉学传统？”结尾处又说到“……对于保存并发扬数世纪来的欧洲汉学传统有其必要”（《汉学研究通讯》，第11卷第2期第89页、 第93页）。福赫伯曾经在剑桥大学工作多年，50年代曾放弃出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的职位，而出任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他用德文写的《汉学》（Sinologie）一书，扉页上就写着， 献给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哈隆（哈隆原是哥廷根大学的汉学教授，青年季羡林曾与之共事，他是从欧洲大陆的德国受聘到剑桥任教的）。福赫伯还是《剑桥中国史·辽夏金元卷》的主编，他的所谓欧洲汉学传统应该是有根据的。其实，我只是说，剑桥“实际上仍然保持着欧洲汉学的传统，以语言教学为基础，包括中国历史、文学、艺术、考古、哲学、宗教等所有关于中国的学问”。很显然，这一点确实是明显区别于美国中国学的地方，也同欧洲一些大学新成立的中国学机构不同。从这个角度谈欧洲汉学的传统似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