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一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埃尔曼·塞尔维斯（Service,E.R.）提出了“进化潜势规律”，其内容包括：“处在一个既定进化阶段的形态越加具有特性和适应性，它进入下一阶段的潜在势头就越小”；“如果某一种类的随后阶段的进步不可能在它的后代中进行，则相继而来的进化阶段就不可能在同一地点发生”，而是在另外的地点发生，而且由此呈现出先进变后进，后进超先进的现象。塞尔维斯以地中海一欧洲地区几千年间的文明兴衰史为例，证明他归纳的进化模式或规律性可以成立。他说：“在美索不达米亚一个地方，文化突然地、空前地兴盛起来，达到了真正的文明的水平，而且这一文明在肥新月地带广为传播。但是，后来它分化了，适应了，稳定下来了，具有了地方特性，巴比伦、埃及等地水平较高，其他地方水平较低。然而，即使这些高水平地区，最终也落到了新近文明化的希腊的后边。然后罗马突然崛起，形象地说，它从部落组织起步，转瞬之间被推进到希腊之上，此后它又被阿拉伯、最终被北欧所超越。”他还援引历史学家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的论证，认为德国工业超过它的老师英国工业而后来居上，表明了“借用的优势”，也表明英国受到了“领先的惩罚”。他还援引了当代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斯图亚特·休斯（Stuart Hughs）对美国前途的预断，认为美国可能成为“20世纪的拜占庭”；美国对西欧的关系就像当年罗马对希腊的关系：作为一个后起而且比较原始的古老文明的后裔，美国就像罗马，在某些方面把那个文明的效率和特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然而它现在停滞了，正在世界上占据一个保守的位置，其保守性比当年的罗马本身更甚，更像晚期的拜占庭……总之，所有这些引证似乎都能证实塞尔维斯所说的“进化潜势定律”确能成立。历史上也确实充满了先进变落后和落后变先进的实例。可是，毕竟同时也有许多相反的实例；许多的落后者始终没有先进起来，以至最后被先进者消灭，或者在环境灾难中消失；而有的先进者却能长期先进，或者衰而复兴，这又有什么定律来解释呢？有一些著名人士断言西方文明或美国文明已经停滞，甚至行将衰亡，为什么他们至今在经济、科技和教育等众多领域还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呢？可见，塞尔维斯也未能真正揭示出文明兴衰或先进变后进、后进超先进的因果必然性规律。
    怎样才能探寻到决定历史发展的因果必然性的规律呢？唯物史观指出了一个探寻的方向，那就是首先要找到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找到了那个动力，就可以从那个动力的大小强弱的变化找到文明或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那个根本动力是什么呢？过去曾经强调过阶级斗争是根本动力。经过“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人们似乎比较认可生产力是根本的动力。可是，什么是生产力呢？有的教科书说那是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要素”的“总和”。那么，怎样衡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呢？常见的一种回答就是生产工具。可是，生产工具的变化怎能解释文明或国家的兴衰存亡呢？显然不能。于是，人们就求助于多元折衷论，强调多种动因决定文明的兴衰或国家的存亡。可是，连年鉴学派的大家勒高夫也承认，坚持多元折衷论“会在‘原因的多重性’面前不知所措，从而分不清因果关系”（注：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多元折衷论的决定论像工具决定论一样行不通。我认为只能回到以生产力为根本动力的理论，但不能把生产力归结为“三要素”或“两要素”的“总和”，只能归结为作为个体或群体--就是马克思说的“总体工人”--的“人的生产能力”；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或水平也不能用生产工具去衡量，只能用作为个体或作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体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生产效率”和相应的产品量来衡量。在现代社会可以考虑用GDP或人均GDP和联合国拟定的“社会发展指数”之类的指标衡量（注：庞卓恒：《生产能力决定论》，《史学集刊》2002年第3期。）。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个文明单位，它的广大脑体劳动者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积极性越高，生产能力发展速度就会越快，那个国家或文明单位就必然兴盛；反之，广大脑体劳动者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积极性受到的社会或自然的压抑越大，生产能力发展速度也就会越慢，那个国家或文明单位就必然走向衰败。这是否就是决定文明或国家兴衰的最一般的因果必然性规律呢？
    北京大学历史系何顺果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在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过“读一点世界史”的号召，在他的倡导下还组织翻译过世界各国的历史著作，这对后来打开中美关系和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后的对外工作，都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
    最近，在改革开放25年之后，在中国正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之际，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世界史，特别是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史，总书记在会上再一次提出了“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的号召，并指出：“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这一英明决策，反映了我国新一代领导人“深远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不仅对加快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且对中国由地区大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进程，均将起到重要作用，是非常及时的，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