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已经出版的一些敦煌学史著作，只是根据已经发表的研究论著来罗列成果，比如说某一年陈寅恪先生写了什么文章，取得了什么看法，如此而已。要撰写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史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本文只就贯穿整个中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国际视野”和“爱国主义”问题做一番清理，并谈谈笔者的一些看法。
    一、“可恨可喜”与“以德报怨”
    由于清朝的腐败，敦煌的偏远，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没有及时为中国学者所知。1907年和1908年，藏经洞的精华先后被斯坦因（A.Stein）和伯希和（P.Pelliot）攫取到手，运送伦敦和巴黎。不论斯坦因还是伯希和，在他们攫取到这些古老写卷的时候，就对其学术价值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因此他们也知道自己虽然付了一点钱，但获取这样巨大的宝藏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定是一种伤害。可是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他们拿去了多少东西，却了然无知。甚至就在1908年8 月伯希和经过北京时，缪荃孙听到伯氏说：“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乙千余卷函，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刊板。”或许是伯希和所说对于关注中国四部典籍的清朝学者来说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地方，也可能因为当时没有看到实物，因此，缪荃孙只说了一句“奇闻也”，（注：引文见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戊申（1908）十月廿五日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5册，第2118页。）而没有当回事。
    1909秋，伯希和由河内再度来到北京，随身携带着大概是他正在研究而没有随大宗收集品寄回巴黎的敦煌写本四部典籍、古文书等。这次，罗振玉等人得以亲睹敦煌古写本的真貌，大为惊叹。罗振玉当时的心境，可以从八月十九日他给《时务报》主持人汪康年的信中看出：
    兹有一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本刻本古书是也。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此可恨也；其小半在都者（皆隋唐《艺文志》所未载），弟与同人醵赀影印八种，传钞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此可喜也；闻石室所藏尚有存者，拟与当道言之，迅电毛实君，余存不知有否，但有，尽力耸动之，前车已失，后来不知戒，此可悲也。弟有《石室书录》数纸，随后印成寄奉，公闻之当亦且喜且悲也。（注：《汪康年师友书札》（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169-3170页。）
    两天后，恽毓鼎在参加宴请伯希和的聚会后也在日记中说这些珍本“辇归巴黎，岂非至可恨可伤之事”。（注：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53-454页；参见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63-64页。）罗振玉、恽毓鼎的态度应当可以代表当时中国学人的真正态度，即法国人伯希和将敦煌古书捆载而去，是极其可恨的事。罗振玉觉得可喜的一点是，他们可以从伯希和那里影印、传抄其中“小半”部分，殊不知伯希和带到北京的，只是其敦煌所得汉文文献约五千件中的几十件而已，这还不包括当时中国学者不知道、更不了解其学术价值的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等各种语言文献和美术品。如果中国学者真的知道伯希和以及此前已经被斯坦因攫取到手的敦煌宝藏的真实情况的话，想必更是悲恨交加。
    还有一个可悲的事情，就是罗振玉等人从伯希和处听说石室尚有存者之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自己亲自去一趟敦煌，而是向官府打报告，派甘肃巡抚去搜检。结果官府办理此事者马虎其事，让王道士窝藏了不少，路上还有遗失。可以说，清末中国的学者是书斋中的士大夫，完全没有斯坦因、伯希和那样的学术敏感，也没有任何专业考古学的训练，所以敦煌宝藏的流失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结果。（注：参见荣新江，“Ye Changchi：Pioneer of Dunhuang Studies”（《叶昌炽--敦煌学的先行者》），IDPNEWS，no.7，Spring 1997，pp.4-5；《敦煌学新论》（敦煌学研究丛书），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大概由于端方的介绍，也可能是伯希和本人把这样珍贵的材料出示给要求观看的北京学者，（注：关于伯希和是否主动给中国学者看敦煌卷子，仍然是个问题，参见孟宪实：《伯希和、罗振玉与敦煌学之初始》，《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2页。）并允许大家拍摄、抄录，还答应把带回巴黎的卷子照相寄来，因此，伯希和这个“可恨”的西洋年轻人，却受到京师一批硕学鸿儒的盛情款待。同年9月4日，京师学者以侍读学士恽毓鼎为首，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招待会的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大学堂经科监督柯劭忞、学部参事兼大学堂毛诗教习江瀚、大学堂尔雅说文教习王仁俊、国子丞徐枋、大学堂音韵教习蒋黼（一作斧），还有董康、吴寅臣等，都是当时任职学部，或在京师大学堂教书的一批著名学者。（注：与会名单见汪康年：《汪穰卿笔记》、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原载《燕尘》第2卷第11号，1909年11月，此据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这些人物在京师大学堂中的身份，参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1-346页。）对此，伯希和显然非常感动，他在巴黎做讲演时说：
    同伴先归，所得之物大宗随之，余则视印度支那如故乡，睽隔多年，亟欲知彼中人事之变迁、学界之动作，乃往河内，留四月，复来中国，为购书也……巴黎图书国库支那书籍为十八世纪教士所搜集，甚不敷用……乃于北京、南京、上海三处买印本书约三万册。至是，邦人委托之事一律报命。正欲回国，而敦煌得宝之风声藉藉传播。端制军（端方）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制军人颇殷勤，屡次接见余，礼有加焉。至北京，行箧尚存秘籍数种，索观者络绎不绝。诸君有端制军之风，以德报怨，设盛宴邀余上坐。一客举觞致词，略云：如许遗文失而复得，凡在学界，欣慰同深。已而要求余归后，择精要之本照出，大小一如原式，寄还中国。闻已组织一会，筹集巨资，以供照印之费云。此事余辈必当实心为之，以餍彼都人士之意。（注：沈纮翻译：《伯希和氏演说》，载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之《流沙访古记》，叶36-37；又见《敦煌丛刊初集》第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198-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