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底和1920年的加速分化，无疑要归结为陈独秀“无依无靠”的一种愤懑选择。这个选择说得雅一些就是“经济”，说得俗一点就是“饭碗”。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学校评议会遭到非议后的解聘，无疑成为他向外转的内因。我们可以从陈独秀离职前后的收入差距中找到确凿的根据，以证明当事人心理何以如此不平衡。与陈独秀当年入主北京大学前夕相比，主编的失落是不言而喻的。尽管主编当时一再推辞，但“三百元”的薪水又是多么令人羡慕！不过，《新青年》也是蒸蒸日上：“现金二十万元”，固定资产“三十余万元”，这是一个有实力的文化产业。加上“学长”入股《新青年》，“月薪”加“夜草”，优裕有余，十足的小康生活。比起他前几年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时食不果腹、“静待饿死”的生活有天壤之别。对此，同仁也是理解的。譬如，胡适即使是在谈到《新青年》“色彩”和“上海--北京”编辑权问题上也是网开一面，对其营业额一事深表关注。在谈到关于“第三个办法”时，胡适说：“《新青年》……暂时停办……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注：水如：《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52、294页。）将（新青年）“社”与（编辑）“部”分开，不但显示了胡适的“城府”，而且也说明胡适们对这个“营业”也很在意，只是“君子不言利”的传统心理作祟，只愿“争权”，不愿意明着“夺利”而已。后来陈独秀离开上海又赴广州，一个重要的主导就是要再度寻求“月薪”。陈炯明多次邀请陈独秀去广东主持教育事务，但直到1920年年底有了陈炯明“保证决以全省收入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注：《民国日报》，1920年12月18日。），陈独秀这才决定应聘。有“后知”评价说：“陈独秀不务虚名，既要教育的行政大权，又要财权，想在教育改革方面施展他的抱负，干出一番事业来。”（注：任建树：《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224页。）毕竟，陈独秀对“财权”的认识是刻骨铭心的。要知道，他在临行广州之前，已经开始在胡适等同仁面前叫苦不迭了：“弟在此月用编辑部薪水百元，到粤后如有收入，此款即归望道先生用，因为编辑事很多，望道境遇又不佳，不支薪水似乎不好。”（注：《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86年，第116页。）这里，一是反映了同仁们以前共事时“亲兄弟明算账”的原则；二是说明“新青年社”的基金与同仁们多少还有共同隶属关系；三是基金有向陌生编辑（对北京同仁来说）诸如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身上倾斜的倾向。
    凡此种种，再次印证了《新青年》作为一代名刊也难以留存于真空，清谈那些“纯”而又“纯”的启蒙文化，传播那些“纯”而又“纯”的启蒙思想种子。
    如同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和舆论家都有过的精神事业历程一样，《新青年》的主编和同仁是在追求思想自由目标的同时履行着“经济自由”的神圣职责。言其神圣，是因为：“经济自由是一切其他自由的保障……这种体制满足了人们形形色色的愿望，不论这些愿望多么琐碎，多么粗俗。”更何况《新青年》启蒙先贤们追求的“愿望”使命呢？在这一意义上论说《新青年》思想文化启蒙的前提--经济自由或说市场意识，不但不是对《新青年》先驱的贬低，相反却是更为深层的肯定。毕竟，“人权”（五四时期《新青年》上最为强亮的音符）是以“财产权”和“经济自由”为依托的。（注：刘军宁：《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共和·民主·宪政》，三联书店，1998年12月。）
    不过，同时我们也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当初《新青年》的主编是为了糊口，有浓重的经济成分在的话，那么当其由“穷”经营为“达”的状态时，他们就不再是“独善其身”的“兼济天下”者了。从“同伙”到“同仁”再到“同志”，他们的启蒙志向愈来愈浓缩，由开始的基本需要到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新青年》“浇铸”成名牌之后除却“物质的股份制”还多了一抹“精神股份制”色彩。
    是的，《新青年》的影响力来自于知识理想和经营阵地的舟车两轮。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教训。惟其如此，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才不会失落，自由思考的启蒙才能香火不断，薪尽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