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犹太人的习俗中有着与资产阶级精神极为相近的因素。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犹太教与犹太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源于新教伦理，而《塔木德》等犹太教经典又对作为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新教伦理产生过重要影响。
    18世纪法国社会不信教倾向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普通民众的迷信行为。中世纪中后期，教会曾掀起过大规模的猎巫运动，受猎者多为女巫，被猎的理由主要是她们的迷信色彩。到18世纪，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宗教权威迅速削弱，人们大规模地转向迷信。雷吉娜·佩尔努对这种迷信横行的法国社会有过精彩的描述。（11）
    民众不信宗教而转向迷信，客观上减弱了对犹太人的歧视，何况其迷信的内容很多是猎巫运动中所谓巫师的骗术。由于当时巫师很多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在猎巫运动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8世纪，这些先前曾是犹太人尤其是犹太女人获罪的依据，如今却成了法国社会趋之若鹜的对象。虽然这些法国人在行迷信行为之时，没有留下关于当初因此而迫害犹太人的悔过之言，但至少不再为此而歧视犹太人了。
    笔者以为，由法国启蒙思想家所创造的系统的反宗教学说，在18世纪法国各阶层的推动下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非宗教运动，宗教这一传统的对犹太人歧视的依据开始动摇。
    与此同时，欧洲主要国家虽也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启蒙运动，但都没显示出法国一样全民性的非宗教倾向。托克维尔认为，“除法国外，任何地方的非宗教意识均尚未成为一种普遍而强烈的、不宽容也不压制人的激情”。（12）他还特别指出，德国、美国也出现了非宗教倾向，但没达到法国的普及程度。至于英国，18世纪仍然是清教徒的天下，亦未出现普遍的非宗教的倾向。
    通过对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宗教信仰状况分析，笔者发现，由于法国具有较强的普世主义精神和普遍的非宗教倾向，它对宗教和思想的态度比英国、德国及美国更为宽容，更具普世主义色彩。在大革命中，这种宽容和普世的思想和宗教态度，就为因信仰犹太教而遭到歧视的犹太人得到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文化种族主义与对犹太人的偏见
    启蒙思想家到底是如何看待犹太人的？这是认识启蒙运动与犹太人解放之间关系的关键。
    启蒙思想家追求在自然法和自然宗教基础上的全人类的解放，所以怜悯和关注犹太人受歧视的处境。启蒙学者直接论述犹太人的著作多受到德国的犹太思想家门德尔松（13）的影响。例如，门德尔松受阿尔萨斯犹太人领袖塞弗·拜尔之托，为犹太人起草一份请愿书，“呼吁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纠正对犹太人种种偏执不公的做法，赐予犹太人平等的公民权”。（14）门德尔松转托其好友克里斯蒂安·威廉，冯·多姆，后者关于犹太人人权状况的著作很快被译成法文，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5）18世纪80年代，法国启蒙思想家写了很多关于犹太人的小册子，表达的主要思想倾向有：一是宣传犹太人并非天生就比非犹太人可恨，他们的缺点是法国社会造成的，也就是说，法国社会如果改变对犹太人的态度，犹太人是可以摈弃自己的缺点的--笔者很赞成这种见解；二是犹太人正遭受着与启蒙思想所宣扬的人类生而平等的理想相背离的不合理的歧视。米拉波（Mirabeau, 1749-1991）深受启蒙思想影响，后来成为大革命初期的重要领袖，并为犹太人获得公民权作出了重大贡献。1787年，米拉波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论摩西·门德尔松，论犹太人的政治改革，兼论英国1753年犹太人革命》。当时，舆论正讨论如何改善犹太人地位，犹太人所固有的历史传统是否可以改革，是否应该给予犹太人更完整的公民权等问题，米拉波的著作起到相当良好的作用，作者亦因此书名声大噪。（16）
    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反犹倾向最明显的也许是伏尔泰。保拉·E·黑曼在其著作中提到伏尔泰对犹太人的不友好论述，伏尔泰认为犹太人“天生的心理就是狂热，就像英国人与德国人天生就有淡黄色头发一样”。（17）由于伏尔泰在18世纪的法国所享有的崇高声望，散见在其著作中的对犹太人的“厌恶”，被当时乃至后世的许多人作为他对犹太人全面否定的依据，起到了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所以，在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讨论中，犹太人不得不针对伏尔泰对犹太人的恶劣印象进行反击，因为当时反对解放犹太人的一方经常引用伏尔泰的话攻击犹太人。波尔多犹太人要求公民权时，为避免自己被当作一般的被伏尔泰所厌恶的犹太人，明确提出自己并非他所提到的传统倾向很强的犹太人，而是法国化了的“法国人”，犹太人领袖伊萨克·德·潘托（Issac de Pinto）在辩论时指出：
    （犹太人）流散在如此众多的国家之中，在一段时间后，他们已经具有了当地居民的性格。……一个波尔多的葡萄牙犹太人和一个梅斯的德国犹太人看起来就像两个不同的种类。笼统地说犹太人的习俗是不可能的……如果伏尔泰认为要强调理性的精确，他将会区分来自西班牙的波尔多犹太人与其他犹太人……（18）
    我们这里姑且不论潘托为波尔多犹太人争一己之利的私心，他所担心的是法国社会将伏尔泰对犹太人的“厌恶”奉若神明。在笔者所接触的现代关于18世纪法国犹太人的西文论著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伏尔泰对犹太人的看法及其影响，可见这的确起到了令人难以估计的负面影响，以至于今天的学者在论及18世纪对犹太人歧视的思想根源时不得不提到伏尔泰。（19）
    但是，伏尔泰没写过像米拉波那样的关于犹太人的专著，只在著作中零散地提到了自己对犹太人的印象，也没预先解释后来18世纪80年代关于犹太人问题所讨论的相关的内容：他没预先说明犹太人“天生”的狂热是否与法国社会（或整个欧洲对他们的歧视）有关，他也没解释犹太人是否可在有利的条件下改变其自身的“弱点”，更没对是否应该赋予犹太人以公民权表态。当代学者探讨伏尔泰的思想与有关犹太人问题的讨论时，倾向于承认他的宗教宽容的思想事实上对犹太人地位改善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