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 蔡鸿生《康乐园“二老”》，《学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21。
    ② 如周勋初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谈及唐代文学研究现状和前景时曾指出：“我国本有文史不分的传统。陈寅恪、岑仲勉等前辈学者更把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陈寅恪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在研究元白诗等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岑仲勉在唐代史和唐代文学作品的文献整理方面作出了贡献，他对《元和姓纂》等史料典籍的整理，大量运用碑志等材料，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周勋初《中国大陆唐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1995），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文学语言卷）》（上），中华书局，1995年，页164。荣新江研究员在为中华书局2004年新版“岑仲勉著作集”所撰书评中也提到：“陈寅恪和岑仲勉两位先生是无可置疑的‘中古史两位大师’，对隋唐史贡献尤多。两位大师的性格不同，治学方法和取向也不一样。陈寅恪先生为后人理解隋唐史，提出了许多今人尚无法逾越的解释框架；岑仲勉先生则为后人研究隋唐史，整理了几乎所有相关的隋唐史资料，同时也开启了隋唐文献研究的许多领域。”荣新江：《〈岑仲勉著作集〉书评》（2004），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584。
    ③ 有关岑氏生平，参见姜伯勤《岑仲勉》，陈清泉、苏双碧主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1299-1325；姜伯勤《岑仲勉先生学记》，向群、万毅编《岑仲勉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6；陈达超《岑仲勉先生传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页1-10；邢玉林《潜精治史著作等身的大家岑仲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4期；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岑仲勉》第四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页133-136。
    ④ 陈达超整理《岑仲勉先生著述要目》，见岑仲勉《隋唐史》（二十世纪史学名著）“附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670-689。
    ⑤ 《麴氏高昌补记》、《黎轩语原商榷》、《义静法师年谱》、《法显西行年谱订补》、《再说大食七属国》等5篇，未见于中华书局版“岑仲勉著作集”（共15种17册）。
    ⑥ 以上八类名称系撮述岑仲勉先生所言而成。笔者按其所述略作分类，或未尽准确。详见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前言》，中华书局，2004年，页1-7。
    ⑦ 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前言》，页7。
    ⑧ ［唐］刘知几《史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页87。
    ⑨ ［宋］郑樵著、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总序”，中华书局，2000年，页8。
    ⑩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中华书局，1986年，页3。
    （11） 《通志·总序》曰：“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总序”，页3。《文献通考·自序》亦提到：然则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马端临《文献通考》，页3。
    （12）岑仲勉《〈杜佑年谱〉补正》（1948）回忆道：“先君留心经世之学，旧政书如《三通》等，皆丹黄并下。小子志学之岁，文义稍通，窃尝摩挲手泽而未有得也。”《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页306。复旦大学傅杰教授曾提示笔者，既然岑氏自言“未有得”，则所谓其深受“三通”影响是否还能如本文此处所言是“一定”的。笔者揣摩岑氏此处所说，有推重其尊人学术之意，加之系回忆少年时之问学状况，故用语歉抑。从其此后很多著述来看，岑氏对“三通”是非常重视的，也是深受其影响的。
    （13） ［唐］刘知几《史通》，页34、36。
    （14） 参见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版），三联书店，2006年，页221。
    （15） 此一问题，笔者另有《〈元和姓纂〉校雠与岑仲勉的唐诗文献考据》一文予以讨论，此处不赘述。
    （16）《唐代大食七属国考证》，《中外史地考证》（上），页324。
    （17） 岑仲勉对唐高宗时许敬宗等奉敕纂修《西域图志》另有考述，详见《中外史地考证·西域记》（上），页297-298。
    （18） 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开元五年”（717）条载：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阿史那献击之。
    （19） 《唐代大食七属国考证》，《中外史地考证》（上），页324-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