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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星烺与《中西交通史料汇编》(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史学史研究》 修彩波 参加讨论

值得说明的是,《汇编》所辑的域外文献,一些至今仍无新的译本,仍是研究者所必须的参考资料;另有一些文献,尽管已有新的译本,但由于诸种原因仍不能代替张氏当年的译本。如被欧洲称为“中世纪四大游历家”之一的摩洛哥旅行家依宾拔都他所撰的《游记》,详细记录了他东游的纪程,是研究元代中国与非洲、阿拉伯诸国关系的重要史料。张星烺早在1912年便将该书的德文译本--麦锡克译《印度中国记》第一章和序言译出;1919年又将其与玉尔的《古代中国闻见录》英文译本相参校,译出了有关中国的部分,分《摩洛哥旅行家依宾拔都他及其〈游记〉》、《拔都他自印度来中国之旅行》和《拔都他游历中国记》三个标题,收录在《汇编》第二章中,共50余页。张氏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特殊的名词后标注拉丁文转写,有争议的译名加注释进行考订,无法确定的地名、人名提出质疑以让后人解决,因此译文准确性较高,为后来研究者所信服。其后虽有1985年出版的马金鹏据埃及出版的阿拉伯文本译成的中文本,但由于“错误较多”(14),无法完全取代张氏译本。
    张星烺还十分注意介绍、引用国内外学者特别是一些著名学者如夏德、玉尔、劳费尔、白莱脱胥乃窦等的研究成果。如在第一编第三章附录《拂菻原音考》中,便逐一介绍了当时有关“拂菻”原音考证的主要成果--九种典型的学说;第七编《土火罗人来中国传摩尼教及基督教》一节中,介绍了法国鲍梯、日本人佐伯好郎和玉尔等人对“克姆丹”的考证。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值得称道的是,书中大量地引用了玉尔《古代中国见闻录》和白莱脱胥乃窦《中世纪研究》两书的材料。玉尔之书搜罗所有欧洲人、阿拉伯人及波斯人关于中国之记载,号称详备;白莱之书搜罗元明两代中国史书上关于亚细亚的记载,加以详注。书中所用材料大部分在我国过去没有译介过,是“未识西文者所不经见之作品”(15),对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当时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书中也多予参考介绍。如陈垣先生有关外来宗教传入,向达关于唐代与西域文明交流的研究等,在《汇编》中也倍予关注,多加引用。如第七编第四章《唐代在中国之中亚人及其后裔》所录何、康等国人,即多为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的有关考证。涉及基督教及回教传入时,则多对陈垣《元也里可温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书加以辑录介绍。这些介绍虽比较简单,但为读者提供了大量信息,对了解当时的研究状况,沟通国内外学术,开阔思路,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具体操作中,张氏介绍前人的成果,主要采用三种方式:(1)引文中的小注形式。(2)篇头引文形式。(3)篇后附录的形式。三种方式中,以第一种运用最多,第二种次之,第三种相对较少。三者相互交叉,互为补充,较为全面地反映出当时的研究状况。
    二、以丰富史料为基础,精审考释诸多问题
    《汇编》中,张星烺不仅辑录资料,而且在很多问题上旁征博引、广加考证,将东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融入其中,“以其博览之姿,于从来疑滞,实多疏通证明之功。他人所忽略不经者,张君抉发而贯穴之,遂得其映带之关系。”(16)《汇编》考释的范围相当广泛,举凡中外关系史实、海陆交通路线、地名、人名、年代、风俗等,无不在张氏考释之列。其中于译名考释,着力尤深,成果颇大。
    由于中西交通史研究涉及范围、对象复杂,研究者自身情况也差别较大等原因,即使同一史事、人名、地名、部族名、职官、俗语等,各书记载或读音亦时有差异,这给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此他在辑录各种史料时,对所录文献有关译名多加考释,追其来源,判别真伪,极尽疏通之功能。全书几百处考释中,半数以上为译名的考释。这既与中西交通史学科自身的特点有关,也是这一学科当时在中国刚刚起步的迫切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书中主要采用了三种方式:
    1.汇录。同名异译、同事异称是中西交通史研究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研究中的最大障碍,历来为史家所注意。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中,便解决了许多“人名、地名、部族名‘翻改歧异者’和‘前后不一者’”(17)。但这些结果散落在各卷当中,查阅极不方便。针对这一现象,张星烺在《汇编》中,将同一事物在各种不同文献中的不同称谓广加搜罗,汇集列入注中。如第七编第一章中对《辽史》中的“卜古罕”、第八编第二章中对“乌苌”的各种称谓的汇集即属此类。这些看似琐碎细小,但费力极大,它解决了中西交通史研究中最基础的问题,对后人进一步深入研究帮助极大。
    2.溯源。对于某些比较生僻、突兀的地名、人名和专业术语,则据他人的考证,叙其来源,讲清其来龙去脉。以第五编第二章中的“术忽”和“斡脱”为例,它们是元时对犹太人的两种不同称谓,两者均在元时传入中国。二词虽在《元史》、《元典章》、《永乐大典》中有所记载,但多数人对其由来并不清楚。因此,在辑录相关记载之前,张氏首先对二词的起源加以阐释,指出“元时,术忽之名,盖得自回教徒也”,即阿拉伯文Djuhud(犹太人)的译音,又别译为“诸乎得”,“希腊人称犹太人亦俄代(Ioudaios,Ioudaia),拉丁人称之曰犹地斯(Judaeus),今代德国人及俄国人皆称犹太人曰欲对(Jude)。斡脱之名,即亦俄代或欲对之别译,盖得自欧罗巴人者也。”(18)这些阐释既利于读者了解该词本身的涵义,也提供了更多的背景知识,对读者极有帮助。书中此类溯源之处颇多,如第一编第四章中的鲁谜国由Rome而来,即指东罗马而言;第二编第三章中的“镇克”即中国人“船”字之讹音等(19),均属于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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