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打破了旧史体例，把中国历史划分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几个发展阶段。在内容上，重点描写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生产发展方面的智慧和创造力。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从宏观上把握人类历史的演进，在价值立场上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对帝王将相进行历史主义分析，既承认他们有压迫人民的一面，又充分肯定他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该书出版后的10年间，先后8种版本刊布，至于各版本重印、翻印的次数和发行的册数，更是无法统计，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起了重要示范作用。叶蠖生曾评价该书是“用新史观来编写整个中国的通史，还是仅此一部”。[8]
    4.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致用观的确立
    延安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过程中，把中国传统史学致用观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致用观，革命和救亡是其研究出发点，强调史学是“论证政治目标的手段、进行革命活动和理论斗争的武器”，[9]（P112）从学术导向上实现了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紧密结合。这种处于政治意识形态支配下“功利主义”倾向的治史方法对后来的史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该史学研究方法一方面受苏联史学的影响，当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带有极强的政治功利色彩，史实作为根据服务于政治理论的需要，对于延安史家把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有启迪作用。另一方面，受到毛泽东治史方法的影响。他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确立了实用主义的文化观，“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5]（P865）对为学术而学术，主张学术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历史研究必须为政治服务，这被作为一项文化政策被长期沿用下来。为此，国外学者认为，“延安的历史学家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中共党员，属于边区中的统治阶层，可以积极地干预政治和学术”。[10]（P158）在整风运动期间，延安史学家运用历史知识与国民党当局和目寇进行笔战，发起“批判中国法西斯主义”运动。当时《解放日报》发表的《谁革命？革谁的命？》（范文澜）、《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吕振羽）及《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艾思奇）等文章反击国民党的进攻，赋予延安史学研究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基本特征
    1.把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
    把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相结合，重视研究中国的国情，体现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特点。延安时期的史家群体能够较成熟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中国社会特点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把中国历史当作客观对象加以分析，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性质作全新解释。金灿然认为唯物史观“这种科学的历史观输入中国，已有廿年左右的历史；近十多年来，它更依靠着革命的实践与理论的斗争，在中国史学界取得了压倒的支配的地位。凡属严肃的治史学者，不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无不或全部，或部分承认并运用这个学说于中国历史的研究”。[11]叶蠖生在1941年也指出，“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还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它正走向独占中国的历史园地”。[4]当时许多史学工作者感叹，“今日之研究社会科学者，已多趋于唯物派一途。”[12]（P82）
    可见，延安时期中国史学研究之所以取得重大进步，源于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使历史学根植于科学的土壤之中，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生命力源泉所在。在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影响下，唯物史观为越来越多的史学者接受，范文澜是当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最有成就最早的史学家之一，艾思奇曾在《辩证法唯物论怎样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中对“怎样用唯物论的观点来理解社会历史现象”和“怎样用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对唯物史观进行了详细阐述等。
    2.挖掘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优秀文化遗产
    批判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必然选择。延安时期的史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范式整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改变了过去否定传统文化的错误，从文化传承层面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吕振羽指出：“民族新文化并非凭空创造，而是从旧文化的母胎中产生出来的，是中国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种继起的历史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所以说，我们要珍重民族文化遗产，批判地继承其优良传统，吸收其积极的、进步的、有生命力的因素。”[13]（P137）范文澜在论述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时也指出：“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创造新中国的伟大任务，同时也担负着中国文化优秀部分的继承和发扬。中国历史的研究，正是我们当仁不让的工作之一。”[14]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之间有继承性，延安史学工作者以“去其糟粕，吸其精华”为原则，在吸取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新。如陈伯达对老子、孔子、墨子、杨子等古代哲学家思想的整理研究、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尹达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源》等，都主张从历史文化传统中继承有助于抗战的思想武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理性传承，最终找到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契合之处，从而不断推进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实现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