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政府形同虚设、国家形势一片混乱的同时，人民群众日益激进化和革命化。最突出的就是曾作为沙皇政治统治基础的军人。1917年初，俄国军队人数为11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7.2%。其中，60-66%是农民，16-20%是无产者（3.5%-6%是工厂工人），10-20%属于城市中间阶层。就数量看，士兵中农民为660-726万，无产者176-220万（工厂工人为40-65万），城市中间阶层为110-220万。[1]（P264-265）无论来自何阶层，军人的愿望基本是一致的。除了和农民共同期待迅速、彻底的土地改革外，他们的愿望还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他们在二月革命后立即提出了改变士兵与军官关系的明确要求。在士兵的坚持下，彼得格勒苏维埃于俄历3月1日通过了《士兵权利宣言》，使士兵委员会合法化，给予士兵公民权利，清除不受士兵欢迎的军官，废除军阶称呼，士兵在执行勤务以外的时间里享有与军官平等的权利。《宣言》的通过使士兵普遍激进化。一些平时任意摆布士兵的军官被撤职，如“功勋卓著”的布鲁西诺夫将军就被撤消了最高总司令职务；有些地方如维堡、“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铁甲舰等发生了士兵殴打军官事件；有些军官的生命受到威胁，如接任军区总司令职务的切尔克斯将军在一个天主教堂附近被发现时，“因受伤而处于昏迷状态。……接替切尔克斯的科罗夫尼钦科将军不久就被抓了起来，在军人禁闭室中被看守的士兵杀害。他的尸体被扔在那里很长时间。警卫的士兵向每一个想往死者脸上吐唾沫的人收15戈比。”[7]（P135）
        另一方面，他们因战争疲乏感、可怕的食品匮乏、对军官及司令部丧失信心、对打败敌人丧失信心而非常厌战，渴望早日结束战争。前线的士兵们不愿进攻，后方的补充连队在去前线的路上就四处逃散，大部分士兵回到了家乡，另有数十万士兵聚集在彼得格勒。到1917年10月，和平的呼声已十分强烈，以至于假如没有布尔什维克，他们也会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的。
        士兵的日益激进不可避免地促成了革命化，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士兵积极参加政治会议，仅陆、海军作战部队的代表就占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代表的20%，分布占第一、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15%以上和30%左右，占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代表的50%强。军人积极参加有关政党，来自军队的党员占社会革命党的一半以上，占布尔什维克1/3，孟什维克的近1/5。士兵们还积极参加政治选举活动，在1917年立宪会议选举中，全国有50%强的选民参加投票，而军人参加投票的选民高达64%。有的还更高，如北方方面军为71%，罗马尼亚方面军更高达80%。[1]（P265-267）
        俄罗斯的工人可分为两个群体。一个是收入、技术、文化和城市化程度都比较高的工人，他们在1917年一开始就最激进、政治上最活跃：提出建立工厂委员会、赤卫队的建议；最积极地参加工会和地方苏维埃；最早开始迫切要求用以苏维埃为基础的政府代替临时政府。另一部分是处境较差的工人，他们是较缓慢地组织起来的并在一开始不太关注政治问题。不过，在二月革命后，持续的激进化使这两个群体越来越接近。文化水平、工业部门、民族方面的差别意识越来越淡化，逐步地被反对雇主、资产阶级及特权社会的利益一致感所取代。到十月革命前夕，在绝大多数工人中已经形成了一条强有力的阶级意识的纽带。
        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问题，在1905年革命及在头两届杜马选举中，他们真诚地希望通过重新分配皇室土地、国有土地和大庄园来摆脱困境。他们坚持土地归农民所有，私人土地拥有者只可以保留凭自己的劳动耕种的土地，那些“不在”的即逃亡的地主的财产应被剥夺。
        二月革命后，俄罗斯农民开始了对地主的“进攻”。一是夺取地主的土地之风愈演愈烈，以至于一位大地主1917年5月在信中抱怨：现在的农民“只是考虑惟一的一件事，就是怎样更多地、不受制裁地侵占别人的东西，使这些东西成为自己的。”[7]（P90）二是强迫地主出租土地，如大地主瓦尔热涅夫斯基在4月27日致友人的信中提到农民“从我这里几乎是强制‘租赁’的一块150俄亩的土地，他们决定只给我51个卢布的租金！这点钱还不够交土地税。”[7]（P86）三是农民不但剥夺地主的土地，还剥夺地主的财产，一些地主因此一夜之间一无所有。莫斯科霍尔姆县的大地主弗拉基米尔·卢基奇·库舍列夫认为自己就成了穷光蛋：他的大片“森林被禁止出售。税收增加了几倍。他已经没有一个工人。……没有粮食。马匹瘦弱不堪。屋子里没生火。没有木柴。女主人……自己去园子里拾枯树枝。到昨天为止没有女仆”，库舍列夫不得不自己清扫厕所。[7]（P131-132）
        农民的要求和愿望并没有局限在土地问题上，同十月革命前夕的士兵和工人一样，他们还有更革命性的要求。他们不但渴望摆脱缺乏土地的惨状，而且渴望改变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如要求建立有效率的、公正的法庭，取消专横独断的行政当局代之以农民自己选举的官吏，主张实行免费教育等。
        到十月革命前夕，农民日益革命化。据统计，1917年，86.6%的乡农民执委会坚持革命立场，3.6%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只有8.9%委员会维护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1]（P259）
        显然，到十月革命前夕，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患上了“癌症综合症”。这时，只要有某种适当的社会力量站出来，旧的俄国政治秩序就会在瞬间瓦解。这种社会力量早已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