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
        在新的方法论指导下判读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有着两方面的重大意义。
        一是有利于继续坚持十月革命开创的历史进程。十月革命的反对者们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混淆起来，甚至以社会革命取代政治革命，进而否定作为政治革命的十月革命的必然性。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如此，从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民主化”时起跳出来全面否定十月革命必然性的人们也是如此。
        如前所述，作为政治革命，十月革命的必然性是有目共睹、不容否认的。十月革命是使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压迫、获得解放的革命。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一统天下的局面，社会主义制度由理想变成了现实。十月革命的胜利也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解放运动带来了极大的鼓舞。无论对于俄罗斯还是对于其他落后国家而言，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落后国家摆脱困境所提供的可供选择的途径之一，是任何十月革命的反对者们否认、抹杀不了的。
        二是有利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能有效地防左。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里，它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它为人类的文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它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出现了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仅就苏联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论，斯大林1936年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苏联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步是要准备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赫鲁晓夫曾发出号召，到1980年苏联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虽不再认为苏联眼下就可向共产主义过渡，但他提出苏联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发达的社会主义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合乎规律的阶段”[17]（P62），是“新社会的成熟阶段”。
        这些判断脱离或严重脱离了苏联的实际，这与领导人在取得初步成就之后即淡忘或忽视自身落后的国情有关，二战后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莫不如此。进一步讲，这与他们对在落后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的因素之不足认识不到位有关，从而形成一系列左的思想或主张，产生了一系列左的行为。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如果苏联领导人始终对社会革命意义上的十月革命的偶然性有明确的认识，如果决策时都能从这种认识出发，苏联社会主义可能是另一种前景。
        现在的社会主义是在比苏联更落后的国家建设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角度综合判读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有着普遍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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