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渤海本土的居民结构朝鲜史学界近一二年内在研究渤海史的过程中，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历史科学》季刊1990年至1991年发表的多篇论文涉及渤海的居民结构、政权形式、国家性质、周边关系、贸易通道等问题。
    朝鲜社会科学院候补院士张国钟从渤海的统治机构、遗址和文物分布、渤海遗民反契丹斗争的规模三个方面论证渤海本土的被统治阶层--其居民是高句丽遗民，不是靺鞨人。
    张国钟认为，渤海的统治机构设三省六部十二司一台八寺一院一监十卫，这种形式没有模仿异民族靺鞨族的制度。“治理异民族的中央统治机构都是在发展经济文化的过程中，落后民族统治发达民族时大量吸收文明民族的统治制度而建立起来的。渤海的靺鞨族虽和高句丽后裔--渤海人共同生活，然而他们却未能以建立在落后的经济、文化诸因素上的政治制度去影响高句丽的后裔。”“这说明渤海国内除渤海人以外，不仅没有存在过文明的异民族。即使有异民族，其力量也是微不足道的，其数量是很少的。”
    张文明确反驳了认为渤海以靺鞨族为主体的观点，说：“如果象某些人所说，在高句丽人的后裔生活的故地，也是靺鞨族居多，后者且构成了被统治阶层的绝对多数，那么渤海的统治阶层理所当然地要形成他们容易接受的另外的某种中央统治机构，并去寻找统治和控制的办法。然而渤海的中央统治机构中并不含有统治异民族的专门机构。”
    朝鲜学者根据渤海遗址上“极少出现锱下靺鞨族生活足迹的文物”来论证渤海居民主体不是靺鞨族。张国钟设问指出：“如果象有些人主张的那样，说本土的基本居民是靺鞨族，那么在二百几十年的长时间内他们定会留下不少遗物，即使反映的是落后文化的遗物。”
    中国《辽史·阿古只传》有记载说：“渤海既平，改东丹国，顷之，已降郡县复叛，盗贼蜂起。阿古只与康默记讨之，所向披靡。会贼游骑七千自鸭渌府来援，势张甚。”《辽史·大康又》提到“蒲卢毛朵界多渤海人”。朝鲜学者根据上述一些古籍记载论证说：“从西京鸭渌府一处就有反契丹的游骑七千来援可以推断，生活在西京一带的渤海人数之众。”因为“如若渤海人散居各处，只是小规模群体，那么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集合并汇成有七千之众游骑的。”
    朝鲜学者还认为，渤海时代，靺鞨族虽然也参与国家生活，但“尚未进入定居的农耕阶段”，“是一个受到顽强的原始公社关系制约的落后民族，和高句丽遗民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距”。靺鞨人不是居住在屋宇中，而是居住在窝棚里。他们并不利用高句丽遗民开辟的路线，而几乎利用了一条“兽路”。由此推断靺鞨人的数量“同定居于平原地区从事农耕生活的高句丽遗民相比是极少数；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极其微弱的”。
    关于渤海政权的性质和建制渤海政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是唐的属国，它的政权建制是不是模仿唐朝，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史学家们众说纷纭，各抒己见。朝鲜学者从“桂娄郡王”的封号和渤海六郡的设置方面论证了“渤海和后期新罗是当时朝鲜历史上的两个组成部分”，“正确阐明渤海桂娄郡王的称号在揭示渤海同高句丽之间的继承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朝鲜北方的学者玄明浩副教授认为，既然古籍记载中把高句丽国土称作“桂娄之地”，把高句丽故土称为“桂娄故地”，那么“桂娄郡王”无疑就是“高句丽郡王”。玄明浩说：“桂娄王和桂娄郡王这两种称号均以象征高句丽的‘桂娄’这个名称加封的，当然这一称号也就雄辩地说明了渤海继承高句丽的国家性质。”
    玄明浩引用了他认为“史料可信性为世人所公认”的《册府元龟》上的记载：大祚荣率众“东保桂娄之故地”，“筑城以居之”，“自立为振国王”，“乃册立其嫡子大武艺为桂娄郡王”。玄明浩说：“过去只知册封一事是公元720年唐朝册立渤海第二代国王大武艺之长子大都利行渤海郡王，而从来不知大祚荣也曾册封太子大武艺为桂娄郡王的史实。”“推测大祚荣册封其长子大武艺时可能称其为‘桂娄王’。”（26）玄明浩还说：“昔日东方史研究中常以为只有以‘天子之国’自称的封建中国的王权才能称帝，且只有皇帝才能对其嫡子或邻国国王册封”，“然而事实并非都如此。朝鲜历史上的各朝主权者实际上是在皇帝的位置上执政的，且自定年号。高句丽时期和渤海时期自初代国王以来一直使用自己独立的年号”。玄明浩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渤海始祖大祚荣宣告自己为震国国君以后，即册封其长子大武艺为代表自己的第一代理人”，册封桂娄郡王称号“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国家是高句丽的继承国”，并表示他“建立新国家的决心”。
    朝鲜学者除了通过册封“桂娄郡王”问题来阐明渤海政权的性质以外，还从渤海六部的设置不同于唐代六部的设置的情况出发，反对关于渤海的政治制度大致仿效中国的说法。张国钟在1990年发表的论文从六部的名称、下设机构、六部分司的独立性以及六部的先后顺序等四个方面论证了“渤海六部继承的是高句丽中央行政机构的基本模式，而不是模仿唐朝的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