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多元性是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史学发展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这种史学上的多元性的特点，既是现代美国社会急遽发展的一种反映，也是现代美国史学新陈代谢的必然结果。透过纷纭多变、蕃衍不绝的美国史坛，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各种史学思潮的变迁，五花八门的史学流派的荣辱沉浮（17），常常是与现代美国社会与历史的发展相联系的。特纳的“边疆学派”理论的盛行，深刻地反映了美国历史上具有诗史般意义的“西进运动”；鲁滨逊的“新史学派”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兴起，又似乎与当时美国政府所要实现的“社会调整”与“社会改良”不无联系；其后“进步学派”的“冲突-进步”的模式则在更大的程度上适应了美国当权者的上述需要，尤其同美国在三十年代所爆发的种种危机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霸权大国，大肆推行“冷战政策”，随着社会的变革，政治气候的炎凉，不管是“边疆学派”还是“进步学派”都已成了“昨日黄花”，适应“冷战时代”的“利益一致论”登上史坛前沿，以强调美国历史的“和谐发展与无冲突论”为标志的新保守主义史学流派风靡一时；六十年代兴起了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的洪流，有力地冲击着史学界的保守思想，历史学家开始以一种新的视野来重新审视这个变化了的国内与国际社会，于是以威廉·威廉斯为代表的“新左派”史学流派迅速崛起，并取代了新保守主义史学派；七十年代以降，“新左派”史学又开始衰微。当今美国史坛的变化，更加令人眼花瞭乱，可以说没有一个史学流派能够“鹤立鸡群”，倒好象是“百舟争流”于一泻而下的江河中。大体说来，自六十年代迄今的当代美国史学，再也不是此前某个时期诸如“进步学派”或“一致论”史学模式的“一家天下”，而是“多元论”史学的“群雄割据”（18）。
    从学科动因来说，多元性史学的出现在于：首先是历史学专业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斯巴克士在哈佛大学首次开设历史课程，那还是1839年的事，1884年美国历史协会成立，专业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于1895年创办，历史学由非专业史家让位于专业史家，历史学作为一门专业，才最终确立。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这种专业化的趋势日渐迅猛，以致走过了头。与此有关的另一个原因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各学科之间的融合与交流。进入六十年代，史学界突出的变化是，许多史家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历史学家致力于跨学科研究和计量史学，各种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不断被派生与衍变出来，无疑起到了为多元史学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历史学家的观念的转变，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史学领域中对欧洲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的批判，从而出现了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上的多重格局的争雄局面。
    多元性的现当代美国史学，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史学景观：理论的多元，内容的多元，方法的多元，象一只变幻无穷的万花筒那样令人目不暇接。即使是昔日一个被遗弃的观念或陈旧的课题，善于标新立异的美国人也会搜索枯肠，转换视界，搜罗新材料，采用新方法，让其焕发出新的光彩。譬如，当代美国的一些比较史学家，从“跨文明”的角度，对早已失去支配史坛能力的特纳学说重新作了考察，他们把美国的“西进运动”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的边疆扩展进行了比较研究，写出了一些从多种角度解释这些地区文明与历史的新作（19）。总之，在多元性的旗帜下，美国历史学家的视野与历史学研究的领域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与扩展。
    当然，多元性史学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美国的“社会科学派”。这一“新史学派”被学术界公认为当代西方与法国年鉴史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并列的，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三大史学流派。美国的“社会科学派”是一种自觉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于历史研究的新史学派，正如J.M.克拉布所说，他们旨在“选择并应用相邻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来提高历史解释的质量”（20）。在自觉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概念和模式的思想指导下，注重用分析比较的方法，尤其是计量方法研究社会群体或集团的行为，创立了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在劳工史、妇女史、黑人史、家庭史、儿童史、城市史、人口史、社区史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力地改变了往昔传统史学只注重叙述“精英人物”和“政治事件”的单一格局。正如1981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伯纳德·贝林在“主席演说”中所指出的那样，“历史研究正朝着众多的方向发展，毫无协调可言……一度互不关联和易于驾驭的领域和问题彼此交融，失去了界限，层出不穷”，“我们向他们学习，他们也向我们学习；各条道路纵横交错，各种身份难解难分，史学研究的范围日益宽广。”（21）
    需要说明的是，在多元性的美国史学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美国史学界的影响当与激进派史家在60年代的兴起有关，他们中的一些人标榜信奉马克思主义，或意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进行历史研究，甚至连一些明显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如希梅尔法布等人也宣称“我们现在都是马克思主义者”（22）。在前引的贝林“主席演说”中，他更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仍然是一种强大力量。”（23）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代美国史学中的地位。
    此外，在多元性的美国史学中，传统史学不仅继续存在，即使当新史学在美国史坛取得主导地位之后，也仍不失为一支力量。譬如，在美国历史协会1988年年会上，就曾经发生过传统史学家对新史学的攻讦，两派在会上唇枪舌战，争辩十分激烈（24）。面对客观变化了的形势，传统史学也迫切需要审时度势，或改弦易辙，另辟蹊径，或博采新史学之长，为己所用，方能在当今美国史坛继续占有一席之地，这不仅是当代美国的传统史学，也是西方诸国传统史学今后继续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倘一味墨守陈规，抢残守阙，必将陷入更深的危机中，并最终为新史学所取代。同时，我们在考察当代美国的新史学与传统史学时，也不能过于绝对，认为要么是新史学家，要么就是传统史学家，似乎一切都是非此即彼，这种绝对化的二极思维定式，当为我们所不取。事实上，今后史学的发展趋势，未必如敌我双方交战，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更多的是相互影响与补充。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坎门在谈到70年代的美国史家时说道，他们既追求更好的叙述，也追求更多的分析；既努力运用理论和综合，又注意地点和时间的特殊性。但决不满足于讲故事（25）。
    当代美国史学多元的后果是二重性的。一方面，正如前述，它开拓了史学的视野与史学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过度的专门化与分散化，以致出现了课题过细、范围狭窄、人员分散、崇尚技术等种种不良倾向，于是出现了史学研究中专与通比例的失衡，综合性的通史著作难以问世；历史著作中充斥了大量的数理模式与社会科学的名词术语，而使广大读者望而生畏，史学成果日渐与现实社会脱节。大力去克服史学研究中的这种过度的专门化与分散化倾向，已成为当代美国史学界所面临的中心问题（26）。这一问题也是当代西方史学在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困扰。如英国一家刊物在60年代后期就这样写道：“目前历史科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烦琐和徒劳无益的专业化，如果不同这些现象作斗争，就会使历史学丧失任何意义。”（27）鉴此，我们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在多元史学已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呼唤对历史作出新的综合，这是当代美国历史学家，也是当代西方历史学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