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既然中国问题是戴高乐外交战略中重要的一环，中法建交以后，他就希望在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同时，尽可能把中国的外交政策引向法国所希望的方向上来。他曾直接了当地说明这种意图：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和彼此进行了解，就必须承认中国，“重要的是阻止它迷失方向，变老虎为朋友。（29）
    为了履行两国建交所产生的法律上的义务，法国在许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当中，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国际电信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尤其是联合国，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政策。（30）这种立场对中国在国际争取广泛的支持起了良好的作用，尤其是原法属非洲，一再受到中国的赞扬。与此同时，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不断扩大。中法贸易额从建交的第一年的二亿九千六百万法郎增加到1966年的七亿2千万法郎。（31）随着中法关系的发展，中国对戴高乐表现了极其友好的态度。自1965年初至1966年中，中国报刊大量报道了戴高乐反对美国霸权和维护法国独立的言行，指出“戴高乐的强有力地位，正在于他坚持法国独立的外交政策，反抗美国的控制”。（32）在当时中国十分强调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这是西方大国政治家可能受到的最高的赞扬，而只有戴高乐才享有这种殊荣。
    然而，戴高乐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影响中国。法国总理蓬皮杜在1964年访问日本时，向日本政府解释法国对中法建交的立场，说中法建交决不意味着在国际事务中法国会让自己的政策去迎合中国的口味。（33）在实践中，戴高乐也是这样做的。这首先表现在核裁军问题上。
    众所周知，中法两国为维护自己的独立，都反对美苏垄断核武器的企图，拒绝接受1963年8月美英苏三国签署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但在如何解决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这个重大的问题上，中国同戴高乐是意见相左的。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二天，周恩来总理致信世界各国政府，声明中国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10月29日，戴高乐复信周总理，说法国在核裁军方面的立场没有改变，只有进行有效的监督，裁军才有可能实现，法国随时都准备参加任何有资格的负有责任的大国之间可能举行的认真的谈判。（34）分歧主要有两点：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核战争，中国主张各国达成协议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而戴高乐主张实行有效监督下的核裁军；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中国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而戴高乐希望只由拥有核武器的五大国进行谈判。因此，尽管戴高乐想把中国拉到核裁军的谈判桌上来，但他的努力并没有见效。只是到了七十年代后期，世界形势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才改变初衷，在核裁军问题上采取近似戴高乐1964年10月29日信中提出的立场。（35）
    戴高乐和中国的另一个分歧表现在越南问题上。1966年9月1日，戴高乐在柬埔寨访问期间，发表了著名的金边演说，谴责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提出了解决越南问题的两个原则，一是美国应从越南撤军，二是越南的内部事务由越南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解决，他还敦请美国尽快通过谈判来解决越南问题。（36）戴高乐提出的解决越南问题的两个原则同中国的立场是十分合拍的，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却同中国的主张截然不同。《人民日报》不但没有报道金边演说，而且在十月初发表文章，揭露“美国和苏联通过轰炸来把和谈强加于人的巨大阴谋”。两者的分歧实质上是源于他们同美国的不同的关系。中国领导人几十年来经历的是美国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和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怎么能相信通过谈判会使美国放下屠刀？时至1969年9月，法国驻中国大使马纳克同周总理进行会谈，说到美国确实愿意寻求一种体面的办法退出越南战争时，后者即反驳说，美国将不会自动退出，南朝鲜和台湾就是明证。（37）可见，外交政策对别国的影响并不能超越历史和环境的限制。
    戴高乐“变老虎为朋友”的一个重要设想，是希望通过法国的桥梁作用，促使中国同西方大国改善关系，从而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首当其冲的，就是中美关系的改善。这种设想在中法建交前就有，但中法建交后正值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逐步升级、随后又遇到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法关系受到严重干扰，中国报刊再次出现了对戴高乐的批评，因此，戴高乐的设想无法付诸实行。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冲突迅速激化，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成为对中国安全最大的威胁。中国必作出新的外交努力，来抵消苏联的压力。此外，美国新任总统尼克松上台后，表示要大幅度调整美国的对外政策，而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同戴高乐是非常接近的。（38）戴高乐马上抓住了这个极好的时机。1969年2月底3月初，尼克松到巴黎访问，同戴高乐举行了会谈，中国问题是重要的议题之一。戴高乐建议美国应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对它产生影响，而且越早承认它越拥有外交上的主动权。尼克松向戴高乐表示，美国有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意愿，但尚未有明确的计划，不过，他认为戴高乐的合作对结束越南战争和同中国建立新关系都是必不可少的。（39）这次会谈无疑加快了美国实施新的对华政策的步伐。因为几个星期后戴高乐赴华盛顿参加艾森豪威尔的葬礼时，尼克松已下了决心，准备马上采取行动。（40）4月23日，在告别政坛的前四天，戴高乐在爱丽舍宫接见了即将赴任的新任驻中国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向他交待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通过同中国高级领导人的接触，让中国当局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转折。（41）马纳克到任后，在同毛泽东、周恩来的多次会见中，就这个问题作了充分的阐述和试探，并不断把信息发回巴黎，让有关方面及时了解中国方面对此的真实态度。（42）在包括戴高乐在内的多方面的斡旋下，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终于促成了1972年2月尼克松到北京的访问，紧闭了二十多年的中美之间的大门打开了。由于美国的综合国力远远地超过法国，也由于政治、地理方面的原因，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美国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必然大大地超过法国，法国将不可避免地降低到配角的位置。因此，有些人不无遗憾地说，戴高乐的中国政策帮助了中国打开通向美国和西方的大门，到头来却使自己要重振昔日大国声威的勃勃雄心泡了汤。（43）戴高乐本人也肯定会预见到这个无情的现实，而且多少也会有点遗憾，但他更有理由因此而感到自豪，因为他是最早预见到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的政治家和最早的推动者之一，法国从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戴高乐说过：“正是因为法国不再是一个大国，所以我们必须实行一项伟大的政策。道理很简单，由于我们不再是大国，如果没有一项伟大的政策，我们就将毫无价值”。（44）是的，无论是个人或者国家，不管他的实力如何，只要他在伟大的历史变革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就能赢得人们的永久的尊敬，体现到自己伟大的价值。中国人民不就是这样看待戴高乐和法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