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的主持人是教区长，本来他应该由主教授予圣职并负责一个教区的教化工作，实际上，由于教堂一般都建筑在领主的土地上，领主又是该教堂的资助人，他便攫取了教区长的推荐权。由于教区长的职位是一个肥缺，所以在中古英国形成这样一种惯例，那些贵族和乡绅的次子由于不能继承父辈的爵位（称号）和土地，所以便把获得一个教区长的采邑作为出路之一。教区长除了征收什一税外，还有一块僧田。在萨福克和诺福克，有关僧田数量的记载较为详细，不过各地差别很大。比如，欣德克莱教堂仅1英亩，梅尔福德教堂有240英亩。僧田通常与维兰、边地农或茅舍农的土地相连。教区长一般不住在本教区，他的工作只好花钱雇人承担，这样代职神甫便成为教区实际的主持人。虽然许多教区长同时也是教区神甫，但在英格兰，有相当一部分教区的教化工作要雇代职神甫去作。如在英格兰和威尔土，有大约8600个教区教堂，其中3300个是由代职神甫主持⑨。代职神甫通常来自聪颖的维兰之子，好学上进，深得教区长的赏识。使自己的子弟担任圣职，是维兰求之不得之事，为此，他要向领主纳款，以获得领主首肯。与教区长相比，代职神甫的生活非常贫寒。他不能取得大什一税的收入，个别地方允许他征收小什一税；他也没僧田，只靠佃耕教区长或村教堂的僧田聊以度日。教会法规定，基层教区的神职人员只能靠耕稼自足，不得染指其它俗务。但为生活所迫，许多代职神甫亦农亦商，如林肯郡的瑟弗利特的教区神甫买卖大麻、谷物和牲畜⑩。有的代职神甫还要为领主服周工劳役，与维兰无甚差别。然而，他们的工作却很繁重，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社会工作。教会法规定代职神甫要负责社会救济工作，如食饥者、饮渴者、庇无家者、衣赤露者、探疾者、访监、葬死者等七项怜悯工作。但以代职神甫的微薄收入，根本无力承担赈济和施舍的责任。二是教化工作。中世纪教会法规定，神甫一年只要讲四次道就行了。在礼拜天的弥撒上，他要讲福音书或用教义、诫律、圣事、七件怜悯工作和七种品德（11）教育人民，还要为新出生的婴儿洗礼，主持婚礼和埋葬死去的人，为临终的人发放圣餐并听其忏悔和立下遗嘱。三是作为共同体的代表。在11至13世纪，基层教区确是与村镇同等重要的教民共同体，是农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教区神甫与村长、四名维兰被看成是农村基层教俗共同体的天然代表，一起应召出席各种法庭。
    三、教化与大众宗教心理的变迁
    中古基督教是宣扬心灵恐怖的宗教。中古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说来很简单：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俩由于触犯圣戒，被贬至尘世终日劳苦，因而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即原罪说）。个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赎免这些罪恶，因为进入天堂并获永生是上帝事先预定好的（即预定论）。那些身负罪恶的人们只有通过上帝及其代表的拯救才能减轻罪恶（即拯救说）。然而，现实世界充满了罪恶，世界末日迟早要降临人间。届时上帝要审判一切死去的和活着的人，分别忠奸善恶，善人享天堂之乐，恶人受地狱之苦（即末日审判说）。涉及行为规范的内容包括在《摩西十诫》中，即不许拜别神，不许制造和崇拜偶像，不许妄称耶和华名，须守安息日（即星期日）为圣日，须孝父母（但没有强调忠君，忠和孝未象中国封建时代那样牢固结合），不许杀人，不许奸淫，不许偷盗，不许作假见证，不许贪恋他人财物等。其实，对于中世纪的人说来，中古基督教的教义中比较有约束力的部分并不是原罪说、预定论、拯救说和《摩西十诫》，而是有关世界末日和末日审判的内容。世界末日和末日审判的思想给中世纪人们的精神上带来的恐怖和痛苦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这是中世纪人们精神上经历的第一个崩溃期。人们丝毫也不怀疑世界果真有它的末日，而且相信它一天天向人们走来。由于大灾变的思想长期萦回在人们的头脑中，使那个时代的人们精神恍惚，稍有不测便以为是末日降临了。世界末日和末日审判的思想如此深入到中世纪人们的内心，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从公元1世纪到12世纪这一千余年间，兵荒马乱，从未间断。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丹麦人和诺曼人一次次的入侵和征服，社会的普遍混乱状态，使人们很容易把这些“人祸”与上帝的惩罚联系在一起，人们甚至认为上帝是有意安排人类在这相互残杀的腥风血雨和刀光剑影中走向自己的毁灭。其实，利用地狱刑罚相威胁也是中古基督教原始性的一面。中古神学家们所论证的万世一系的神学体系和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由于多数教区神甫（且莫说那些只食租税的教区长，许多代职神甫也是如此）不懂拉丁文而难于传播到普通的教民们中间。因此，作为对中世纪人们进行精神统治的基督教也很难真正承担起精神鸦片烟和麻醉剂的功能。相反，这种对世界末日和末日审判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却给人们带来了另外一种心理感受：动乱的岁月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它甚至驱使人们把一切邪恶的领主贵族和邪恶的制度都视作上帝必加惩罚的对象，由此而诱发出农民中推翻现有邪恶势力的心理酵母。这种心理与中国封建时代那种“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改朝换代思想和期待“真命天子”重新出现以及善恶轮回、三纲五常、天道思想存在着极大区别。
    然而，作为“万流归宗”的基督教，对中世纪的英国农民在精神和肉体上的束缚力究竟有多大、禁锢有多牢呢？这需要从实际情况而不是教义教规上去判断。宗教本身是高度抽象的，教区的神职人员及其与教民的关系却是实在的。高级僧侣由于充当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垄断着精神统治权力，又占有全国1／3以上的地产，在相当长时期里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中最有实力的贵族集团。但是，教会的基层组织和下层僧侣却远不是那么神圣和威严，而中世纪农村的普通教民对上帝的形象和品格的理解也是很模糊的，他们大都只能凭上帝使者的言行勾画心目中的上帝。如前所述，实际负责基层教区教化工作的代职神甫本身是维兰子弟，为生计所迫，他得躬耕垄亩，出入市井，这一切无疑要占去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说教区神职人员的世俗化，已经降低了他们在本区教民心目中的威信，那么，许多教区神职人员的愚昧无知、玩忽职守、道德沦丧和见利忘义等行为则更加使自己威信扫地。1222年的一次调查表明，在大约17个教区工作的教士中，有5 人不能解释弥撒圣礼的主要内容。教区神职人员的玩忽职守也令人瞠目。例如，韦尔顿小教堂的神甫约翰·保罗竟接连几个星期不去教堂，致使礼拜时无人朗读弥撒。教区伤风败俗的事屡有发生。1397年的调查表明，281个教区中只有44个教区被认为良好，占12％左右。在另外273个教区中，教区长、代职神甫等60人被指控犯有通奸和强奸罪。科沃尔的神甫被指控伪造遗嘱。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样的神职人员会给教民什么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P ·布瓦松纳是这样描写中世纪初期和中期西欧农民的精神风貌的：“在他们身上，如同在他的主人的身上一样，往昔祖先的精神仍旧保持下来，没有受到教育的熏陶，保留着他的愚昧、迷信、粗暴、残忍、鄙野和暴烈的一切特点。”（12）“教徒群众的宗教观念，主要就是天堂和炼狱、地狱，恶鬼比上帝还更深入人心”（13）。除此而外，这些芸芸众生的智力还不足以达到对上帝乃至于维护它的那个神学体系有所反思或批判的高度。
    14世纪以后，英国中古思想剧变终于发生了，而引发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学者所称的“教育热”的出现。据西方学者研究，在1560-1640年之间出现了一股教育热。在这个时期，一大批文法学校相继建立；在英格兰，进入大学学习的适龄人数比19世纪以前的任何时期都高。新教在它的信徒中传播这样的思想：直接阅读《圣经》，而无须接受教士的启示，要用自己的心灵与上帝对话。这个时期，神职人员和俗人的文化程度空前提高了。比如，在林肯主教区所管辖的基层教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15世纪初的14％上升到1500年的30％强。在15世纪下半叶的坎特伯雷主教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约计1／5，至16世纪头三十年，又猛增到1／3。此外，俗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也很可观。在1567-1622年牛津大学的学员登记簿上，有这样的记载：贵族之子84人，骑士之子590人，乡绅之子902人，绅士之子3615人，约曼之子6635人，教士之子985人，身份不详者之子785人。（14）值得注意的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各阶层中，出身于约曼的人几乎同其他阶级子弟人数之和相同。当时许多著名学者，并不是出身于贵族阶级，因为贵族太高傲与奢侈，舍不得把孩子送到学校学习。所以这时的大学生，多数是出身于乡野的村夫，或者是教士、骑士、乡绅和商人等中产阶级的子弟。与教育热和文化水平普遍增长相继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思想剧变，主要表现为神学异端和新教在农村的广泛传播、农民理性意识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