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原喜重郎在1924年7月第49届议会的外交演说中阐明了他的外交原则：“第一，维护和增进正当的权益”，“尊重各国正当的权益”；第二，尊重外交前后相承主义，以保持同外国的信任关系；第三，改善对美对苏关系；第四，对华政策上贯彻“不干涉内政”。④
    在这里，币原外交原则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所谓的“正当权益”，即以华盛顿体系为前提和各列强在华利益，而日本同各国保持协调和对中国采取“不干涉”，正是为了有效地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
    在币原看来，“对外领土扩张只代表国家暂时的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经济利益是国家真正的、永久的利益”⑤，为此，币原在议会上曾多次表示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只希望两国“共存共荣”，特别是两国经济关系自由无阻的发展。
    币原的这一外交思想，在以下几个事例上得到了很好的说明：（1）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作战失利，濒于崩溃，日本军部把东北看作是不允许英、美势力进入的禁区，主张出兵援张。与此相反，币原认为，日本不能违反内阁既定的对华政策，而且吴佩孚进入东北也有可能尊重日本权益，吴军有冯玉祥倒戈危险，张军并未绝望。鉴于此，在币原的坚持下，日本发表声明，否认战争是英美争夺东北，警告双方要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宣布对战事采取不干涉主义。（2）1926年，中国北伐战争开始，军部视之为洪水猛兽，鼓噪用实力加以阻止，币原最初比较谨慎，在得知国民党右翼保证尊重各国权益，保护外国投资和企业后，更加起劲地推行“不干涉方针”，拒绝了来自国内、外的推行太规模镇压的建议。（3）1925年召开的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上，日本代表首先表示“同情和了解”中国关税不由自的痛苦，愿意加入以“友好的考虑”。会议最后议决在裁撤厘金的条件下，同意中国自1929年实行固定税率。（4）1929年成立的滨口内阁上台，宣布“刷新对华外交”，着手与南京政府谈判，于1930年5月签订了关税协定。该协定基本保住了日本垄断资本的重要利益，日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取得了最惠国待遇，大部分日本商品三年内仍按协定税率收税，中国废除厘金并保证从速整理偿还对外债务。
    从上述事例看，币原外交主要以英美协调为基轴，对中国军阀之间的争夺尽可能避免给予任何一方以武力干涉，主要谋求经济权益的扩张，以保证在与其它列强的经济竞争中占据优势。
    不难看出，币原外交具有极大的虚伪性、欺骗性，在中国就曾有一部分人对币原外交表示好感，《大公报》称其对华政策“独较持远见，其政策趋势较利国府”，“币原有自由色彩，对中国改革持不干涉主义，田中则反动政策，永远不忘纵横捭阖之手段，究极言之，前者为现代普遍办法，后者则带东方军国主义色彩较浓。”⑥
    从表面看，币原外交貌似“和平”，实则阴险狡诈，在币原大讲“协调”、“尊重”的时候，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不断加深。30年代初，日本对华贸易总额居各国列强之首，投资居第二位，其经济侵略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破坏了中国经济上独立自主，也排挤了英美在华势力。正是在币原大讲“对华不干涉”的时候，它在1925年镇压“五卅”运动；1926年制造大沽口事件；1927年策动蒋介石清党反共；1930年配合蒋介石进攻红军。由此看，币原外交的所谓“协调”和“不干涉”是有条件的，即当日本的“正当权益”一旦受到侵害时正如他所说的：则将“诉诸一切正当手段加以维护”⑦。日本在华一切权益是通过侵略攫取的，币原维护这一权益，实则维护侵略，币原外交即帝国主义外交。
    田中义一上台后，则干脆摘下币原时期的“虚伪面纱”，以公开的武力干涉和政治奴役的方式出现。1927年4月22日，田中在组阁后第三天，发表了“施政方针”，指出日本在远东“最迫切、最直接的重大问题是中国局势”，日本政府要“切实考虑”，接着在6月27日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以攫取中国东北为核心的对华“积极政策”。会上所发表的《对华政策纲领》即是田中外交的施政大纲，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日本将实行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来的政策。《纲领》规定：“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及满蒙自不得不有所不同。”“万一动乱涉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的特殊地位、权益有遭受侵害之时，不管来看何方，均将予以防护。”
    第二，日本将对中国内部事务实行武力干涉的方针。《纲领》规定：日本在华权益和侨民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⑧。这表明日本随时可以保护“权益”和侨民安全为借口，对中国实行武装侵略。
    第三，确定日本政府对中国各派势力的态度和方针。《纲领》指出，“如能尊重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认真地探讨稳定该地政局的办法，则帝政府予以适当的支持”，对“中国的稳健分子”，日本要以满腔热情协助他们；对“不逞之徒”，日本希望中国政府“予以取缔”⑧。
    事实亦如此，田中的这一外交理论很快见诸行动：1927年5月底，为阻挡北伐军继续北上，日本以“保护在华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为借口，出兵山东，进驻青岛与济南；1927年，先后派出吉田茂、山正等军人与张作霖交涉，迫使东北地方当局接受有利于日本扩张的经济、治安、铁路等协定；1928年4月--5月，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攻占济南，制造了“济南惨案”；1928年5月，田中发表“维护满洲治安宣言”，并向关东军下达了进占沈阳的命令，后迫于英国干预，暂时收回成命；1928年6月初，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并宣布东北归日本保护。
    上述事实表明，田中义一所推行的对华政策，已剥掉币原时期“协调”、“不干涉”、“经济提携”等虚伪外衣，而实行赤裸裸的武力干涉和政治奴役。
    无论是币原的“不干涉政策”，还是田中的“积极政策”，两者仅仅是外交手段的不同，在维护日本帝国在华权益的目的上是一致的，因为币原外交和田中外交不是他们“个人”的外交，而是他们作为执行者推行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代表和反映了日本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他们推行外交政策是处于不同的年代，其方式不同，但两者却存在着连续性和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