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阿盐进入内地发展的四个阶段
    从乾隆四十七年开始，阿盐开始了正式进入内地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对阿盐而言至关重要，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拓展阶段，全盛阶段，充公阶段，衰退阶段。
    1.乾隆四十七年至五十六年，是阿盐在内地的拓展阶段，在这十年时间里，阿盐在行盐范围、行盐途径以及行盐数量等方面均处于“全面拓展”状态。
    首先，乾隆四十七年，阿拉善亲王罗卜藏多尔济上书请求将阿盐解禁；同时，由于阿盐被禁，“以致晋省专食土盐之处，土盐价值增昂”，“农民等纷纷吁恳请开旧禁，以便民食”，因此山西巡抚农起也建议将阿盐驰禁，允许民人自行赴口贩运阿盐。“以蒙古盐斤之有余，补内地土盐之不足，源源接济，委属两有裨益。”（注：阿旗档：101-3-40，第119页。）廷议准行。阿盐重新以合法的身份在内地行销，而且，此次开禁规定晋北所有食用土盐之处均可兼食阿盐，较之此前规定的行销范围扩大了数倍。经过此番调整，阿盐在晋省的行销区域包括两部分：一是地处沿边的大同、朔平两府和口外各厅；一是地处晋北刮食土盐的太原府、汾州府、宁武府及保德州、忻州、代州、平定州、隰州、辽州和沁州。除去归绥道所辖口外六厅，晋省共辖9府10州，其中阿盐的行运区域即占5府7州，行销范围已相当广泛。
    其次，出于保护河东官引的目的，清政府曾禁止阿盐在内地水运。乾隆五十一年，阿拉善亲王旺沁班巴尔因陆运盐斤所销无几，“对蒙古人等生理渐至有碍”，恳请开辟黄河水运，将阿盐由水路直行运进内地销售。（注：参见阿旗档：101-3-45，第118页。）清政府顾及到晋北民人的食盐需求，予以应允，但对水运路线加以限制，规定以晋省临县碛口镇为界，准阿盐水运至此堆贮销卖，不得越界载至下游州县。自此，阿盐由磴口运至托克托城之后，“陆运水运悉从民便”。（注：阿旗档：101-3-45，第12页。）
    行盐区域与行盐途径的拓展，直接导致阿盐的运销额度大幅增长。乾隆五十一年之前，阿盐只能在磴口至托克托城之间由黄河水运，每年打造盐船50只，计运盐140余万斤；自乾隆五十一年之后，内地水运亦开通，则每年添造盐船多达600只，计运盐1680余万斤。（注：参见阿旗档：101-3-51，第201页。）运销额度增长了十几倍。
    2.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十年，阿盐在内地的发展进入全盛阶段。随着阿盐在内地行销日久，清政府对阿盐的发展渐渐失去控制，致使河东、两淮及陕甘盐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阿盐的冲击。
    与河东池盐相比，阿盐成本不高，贩盐又无须完纳盐课，盐价偏低；经营方式较为灵活，民运民销，且随运随销；此外，阿盐尤其是吉兰泰盐池所产之盐质地洁白，味道极佳，其质量与河东池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三个方面相互作用，导致阿盐在价格、质量以及获取方式上占据优势。“吉盐畅销，不计其数。”（注：（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5页。）尤其是乾隆五十七年河东盐法进行改制，实行“课归地丁制”之后，盐课摊于地丁税，盐官和衙署亦被取消，从此河东盐区行盐无监掣之官，阿盐“水运地界无人稽查，日久亦俱废弛”。（注：阿旗档：101-4-76，第73页。）这一盐政上权力真空的存在，客观上为阿盐在内地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使阿盐成为直接的受惠者，得以顺流而下涌入晋南河东池盐原行引地，一路畅行无阻，占据了大量河东池盐销售地盘。
    阿盐在晋省漫无限制地行销，使两淮盐区也大受影响。首先，阿盐的畅销使得河东池盐滞销，进而导致河东池盐向周边地区渗透，越界侵销豫、楚两省，侵犯淮盐行销地界，形成“口盐（阿盐）侵越晋地，潞盐侵越淮纲”（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4《征榷六》。）的局面，“两淮官引历年每有积滞”。（注：阿旗档：101-4-76，第73页。）其次，阿盐“不特于晋省地方任意行销，甚至河南、湖北等处口岸，亦均有侵界私销之事，以致淮北官引转有滞销堕运”，（注：《清仁宗实录》卷128，嘉庆九年四月癸未。）即阿盐利用质优价廉的优势直接侵入两淮盐区。阿盐私行两淮盐区的路线有两条：一是由水路运至晋省，再转运至豫、楚等处行销；一是由陆路经狄道、巩昌、秦州出甘肃境，入陕西陇州、沔县，再由汉江到达湖北郧阳府一带发卖。（注：参见阿旗档：101-4-77，第84页。）如此辗转接贩，盈千累万地运入两淮引地，致使官盐行销受阻，两淮盐务因而颇受牵连。
    与此同时，阿盐对陕甘盐区的侵夺亦呈愈演愈烈之势。至嘉庆初期，阿盐在陕甘盐区的行销早已不是清初之时“零星售贩”的规模。嘉庆五年，据甘肃按察使姜开阳奏：“大约甘肃全省，食花马小池盐者仅十分之三；食各县私池盐者，十分之一；食阿拉善盐者，十分之六。陕西一省，亦居其三。”受利之所趋，私贩阿盐者络绎不绝，“骆驼、牛、骡十百成群，持梃格斗，吏役不敢呵止，官引壅滞”。（注：（清）姜开阳：《甘盐请改收税疏》，收入《清经世文编》卷49《户政二四》，中华书局1992年版。）
    在这一阶段，阿盐越过清政府为其设定的内地行盐界限，充斥河东盐区，阻碍两淮盐区，侵占陕甘盐区，可谓盛极一时。
    3.嘉庆十一年至十六年，是阿盐的充公阶段，这里主要指将阿盐最重要的产区--吉兰泰盐池--“奉公归官”。
    阿盐对内地相关盐区的侵夺，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为遏制阿盐的发展，清政府对阿盐的运销开始进行深度介入和强烈干预，一面对刚袭爵的阿拉善亲王玛哈巴拉施加压力，力图使其将阿盐“自愿改归陆运”；（注：《清仁宗实录》卷129，嘉庆九年五月丙申。）一面对阿旗境内经营盐业的内地商民进行严厉打击，并严禁边民出口。清廷的意图在于：“该蒙古五指道之人，一切不禁自绝矣。”（注：《清仁宗实录》卷138，嘉庆九年十二月壬午。）在清政府的压力下，阿拉善亲王玛哈巴拉被迫将其私有产业吉兰泰盐池“请归国赋，充内地公用”。（注：阿旗档：101-4-79，第105页。）自嘉庆十一年开始，吉盐被纳入内地行盐体系，池归国有，盐归官办。因时值河东盐务取消“课归地丁制”，恢复商运，吉盐亦设岸招商产销，并制定了相关规定。
    其一，勘定盐池界址：东至插汉托罗郭依，南至哈尔噶那扎哈，西至三音托里大沙土梁，北至珠勒扎嘎，东南至窝铺布陇，西南至波罗乌珠古尔，西北至托克托哈，东北至贺锥。并派驻官兵稽查弹压。（注：参见阿旗档：101-4-80，第175页。）
    其二，设置盐政官员：将盐池划为主管河东盐政的山西巡抚管辖，添设宁夏盐运使一员；吉池、磴口各设盐大使一员、武职一员；磴口另设运判一员；山西河口镇为吉盐入境要地，特设批验大使一员；改宁夏兵备道兼盐法道事宜。（注：参见阿旗档：101-4-79，第102页。）
    其三，设定吉盐引地和引课数目：吉盐引地包括山西口外各厅及大同、朔平两府属并阳曲等43州县，另有陕西府谷、神木等8州县。（注：参见阿旗档：101-4-79，第102页。）吉盐每年行销额定数为30,000石，每石700斤，销盐2100万斤。每引240斤，共计引额87,000道，每引纳课银3钱9分8厘，合计正杂课银并公务官钱等项，岁征银63,588两，归吉池运商在宁夏盐法道完纳。（注：参见阿旗档：101-4-80，第14页。）
    其四，招商办运吉盐：承办吉盐之盐商分为坐商和运商两种，坐商负责捞盐，运商负责将盐运至吉盐引地行销。因坐商必须“熟习地利”，在甘肃就近募充。（注：参见阿旗档：101-4-79，第105页。）运商最初拟由河东运商一并承办，但吉池与河东盐池相距三千余里，路远费重；河东运商到此人地生疏，必多窒碍；再者，河东盐引课较多，获利自厚，而吉盐引课有限，获利菲薄，基于此，河东运商皆不愿承办吉盐。（注：参见阿旗档：101-4-80，第14页。）经议准两地分别招商，各办引地。
    由于吉盐量多质优，在整个阿盐体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吉盐的充公，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阿盐的充公。在清政府看来，阿盐归官招商办理，改私盐为官盐，克服了其大肆侵灌内地盐区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