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以大地产为后盾的军事贵族势力兴起。公元6世纪末，随着小农大量破产和外敌长驱直入帝国内地，拜占廷大土地贵族也几乎全部消失，以至到公元7世纪时，拜占廷不存在世袭大贵族。军区制的确立为新兴军事大地产和贵族势力的重新发展创造了条件。拜占廷统治的阶级基础是封建主阶级，国家统治集团依靠的主要阶级力量是大贵族。为了获得封建贵族的支持，拜占廷历代皇帝都在贵族中扶植亲信，委以重任。军区制的推行就使地方贵族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公元9世纪中期，在拜占廷文献中开始出现大贵族家族。他们以祖辈获得的封赐为基础，以大地产和军事权力的结合为特点。至公元10世纪，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即出现了一大批“权贵者”（Δυvατós），他们主要是由军队高级军官，如军区将军和中央高级官员构成，其官职和爵位均为世袭[①j]。这个以大地产为后盾的军事贵族阶层的兴起必然在经济上侵害小农经济利益，构成对小农阶层的巨大威胁。
    事实上，贵族的大土地经济具有比小农经济更优越的外在条件。拜占廷的直接劳动者基本上是农民，他们又因纳税的不同方式被称为国有小农和私有农民。国有农民在国有土地上耕作，受国家的直接控制，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其中相当大部分在公元7世纪以后即转化为军区制下的农兵。他们本应直接缴纳给国库的租税也随之转化为军役义务。而私有农民则在大地主土地上耕作，因此，大地主控制着私有农民的经济，并以各种手段将农民本应上缴国家的租税截流下来，只将其中很少一部分上缴朝廷。他们常常获取某种特权，逃避国家税收，从而将私有农民的劳动成果全部侵吞。同时，他们还掌握着军区内农兵的命运。在大地主千方百计扩大田产、增加私有农民数量、进而减少国家税收的同时，中央朝廷为维持原有的税收量，就必然加重对国有农民的剥削，导致小农经济因负担过重而难以维持，直至破产。在大地主和小农、大地产和小地产这两种经济势力的消长较量过程中，天平必然倾向前者。
    从本质上看，大地产和小地产的矛盾是拜占廷社会的基本矛盾，大地主始终是以小地产为其兼并扩张的主要对象。虽然，由于小农负担国家主要赋税和兵役而使小农经济成为拜占廷帝国统治的经济基础，但是，军区制下的小农经济仍然十分脆弱，经受不住自然灾害和战争的打击。特别是当占有大地产的军事贵族兴起之后，小农经济瓦解的过程即大大加速。大地主利用小农破产之机，以提供庇护权为代价，将小农土地吞并，并对小农的自由权利实行控制，使小农人身部分依附于大地主。公元10世纪以后的资料表明，小农日益丧失独立性，迅速沦为大地主的农奴[②j]。到11世纪，拜占廷国有小农几乎完全消失。
    以农兵为主体的拜占廷小农经济的瓦解过程是与军区制的解体过程同时发生的。军事贵族势力的兴起，对拜占廷中央集权造成直接威胁，有些军区将军的叛乱甚至造成王朝的倾覆。因此，公元9、10世纪的拜占廷皇帝们不断采取措施，将原有的军区分划为更多更小的军区，以便加强控制。公元7世纪建立的全国6大军区至8、9世纪即分立出另外4个军区。到公元10世纪时，军区的数量达到25个，到11世纪时，上升为38个，仅在原亚美尼亚军区境内就分划出10个小军区[①k]。同时，中央政府重新委派行政官员分担军区将军的行政权力。这种分权措施实际上将军政权力重新分离，恢复了军区制以前的军政两元化领导体制[②k]。至12世纪，军区制被完全取消，“军区”和“将军”等有关军区制的“名称从此几乎完全消失了”[③k]。
    四
    拜占廷军区制从其出现到瓦解共经历了大约五百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军区制对拜占廷历史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④k]。
    第一，军区制适应拜占廷对外战争频繁、边防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通过地方统治军事化，部分地解决了兵源和财源枯竭的困难，缓和了外族入侵的危机，为拜占廷军事力量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公元7世纪，拜占廷军队击败波斯人，打垮阿瓦尔人，征服斯拉夫人，并将处于极盛时期的阿拉伯大军扩张的势头阻止在小亚细亚和东地中海一线，使危如累卵的形势发生根本好转。这一系列军事上的成就不能不被认为是推行军区制的结果之一。不仅如此，以7世纪的胜利为基础，拜占廷军事力量得到调整和加强，因而，公元8、9世纪期间在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中获得多次重要胜利。拜占廷学者高度评价这些胜利，认为“保护欧洲免遭阿拉伯人侵略之主要屏障的荣誉无疑应归于拜占廷军队”[⑤k]。同时，拜占廷军队在防御斯拉夫人入侵和征服保加利亚人的长期战争中也屡屡获胜，并最终击垮称雄一时的保加利亚王国。一些西方学者将公元7到11世纪拜占廷军队的多次胜利归功于某些皇帝，如尼基佛鲁斯三世（Nikephoros，963-969年）和瓦西里二世（Basil，976-1025年）的卓越军事才能，或归功于拜占廷军事艺术的改进，如步兵和骑兵混同作战等[⑥k]。这些意见均忽视了军区制为拜占廷军事力量复兴提供的制度和经济方面的重要保证。
    军区制衰败之后，拜占廷军队一厥不振，以本国兵源为主体的农兵日益减少，代之而起的是罗斯人和诺曼人雇佣兵。为这些雇佣兵提供的军饷成为晚期拜占廷国家巨大的财政负担。而且，雇佣兵作战的目的与本国农兵不同，极易发生哗变，在拜占廷境内肆意妄为。公元12世纪，诺曼人雇佣兵的反叛就给拜占廷中心地区的巴尔干半岛造成持续数十年的兵祸[①l]。至公元13世纪初，拜占廷几乎衰落到兵不能战或无兵可用的地步，因而在数千十字军骑士的攻击下，城防坚固的君士坦丁堡便轻易落入敌手。从此，拜占廷帝国就沦为东地中海的弱小国家，失去了昔日雄风，只能在强国之间周旋，苟延残喘，直到灭亡。
    第二，军区制的推行促使小农经济勃兴，国家税收增加，同时，军区制带来的安定局面又为以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城市为中心的工商业的繁荣发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小农经济是拜占廷国家的基础经济部门和税收主要来源，“小农在国家税收方面成为拜占廷帝国财政的脊柱”[②l]。学者们估计，拜占廷国家收入的95%来自于农业，仅5%来自于城市工商业[③l]。纵观拜占廷历史，国家年收入的数量时有起伏，但以军区制推广的几百年为收入最高的时期。早期拜占廷税收是以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改革为基础的，主要包括土地税和人头税。这两种税收直到晚期拜占廷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征收的形式有所变化[④l]。作为国家主要纳税人的小农除定期缴纳土地税和人头税外，还负担各种不定期征收的非常规税。军区制促进了小农生产率的提高，使他们有能力完纳捐税。在年景不利的时候，连保制也能帮助经营不善的农民度过难关[⑤l]。学者们估计，军区制发展最完善时期的政府财政年收入比查士丁尼一世时代的年收入高4倍以上，比晚期拜占廷年收入高40余倍[⑥l]。这里，我们还应考虑到拜占廷国土变迁的因素。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廷的收入来自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和亚、非、欧各洲其他省区的广大疆域，而9、10世纪时拜占廷的年收入仅来自于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换言之，军区制的推行使拜占廷在较小的领土上获得了较多的收入，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军区制对拜占廷农业经济产生的有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