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是不彻底的。战后天皇制度被保存下来了。在历史上，日本国民被教育视天皇具有“神格”，相当尊崇。虽然现在天皇只是日本统治的一种象征，但历史上天皇在发动侵略战争中的责任是重大的。可是战后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不但没有追究，而且天皇制度还保存下来了，这样无助于日本国民从更深的层次上去认识这场战争。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认为，“天皇制是发动战争的肇因，不废除它，很可能再度成为战争的祸首”。然而，在日本，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进步作家有的竟遭到右翼势力的围攻和暗杀。日本没能同过去传统彻底决裂。
    二、主宰两国命运的政治家的不同态度，影响了国民对战争责任的认识。诚然，战后德国国内也经常就历史问题争论，民族主义右翼势力也一心想从希特勒的阴影下摆脱出来，企图阻止政府的道歉，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德国的历届领导人都明确承认，德国应该为发动那场世界大战和制造那场现代史上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承担主要责任。从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受害者纪念碑前下跪，“当时感受到的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历史重责和对纳粹德国的深深耻辱”，到赫尔佐克总统在参加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纪念会上对纳粹受害者的真诚忏悔，都说明过去几十年，德国政治家敢于正视历史。在谴责新纳粹分子的排外暴行及抑制极右势力抬头的努力中，德国朝野组成了最广泛的联盟。
    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日本当局是难辞其咎。政府要员中，有的就是当年战争的发动者和参加者，如前首相岸信介之流，要这样的政府领导国民深刻反省二战，无异于缘木求鱼。田中角荣首相1971年9月来华谈判中日建交时，曾说：“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当时，周恩来总理对田中以“添了麻烦”的轻描淡写代替谢罪和发省，曾面对面地给予抨击。自那以后，日本历届首相对侵略战争的表述一直停留在“添了麻烦”的水平上。而内阁成员中否定这场战争罪责之事屡屡发生。如村山内阁中，永野法相和环境厅长官樱井为日本侵略者歌功颂德，引起国际社会一片批判声。1994年村山首相公开要求他的阁僚不要去参拜靖国神社，但通产相桥本等7人仍我行我素。《朝日新闻》曾公布了村山内阁18位阁员“对战争看法”，其中6人直接间接的不承认日本进行侵略战争。
    造成日本当政者对二战看法短视的原因很多，有的本来就坚持反动的战争观和历史观，有的认为，经济上大国的日本，要成为“堂堂正正的大国”，就得修改限制扩军的现行和平宪法，而要修改宪法，就要医治日本人的“恐战病”，也得为战前的“圣战”恢复名誉，有的要员以此将自己打扮成英雄，以便在选举中也可捞一大把选票，有的为维持统治地位，而不得不去迁就右翼保守势力，日本要员出访中避免使用“谢罪”、“不战”这类字眼，便是例证。事实表明，在二战责任问题上，日本当政者态度越软弱、越暧昧，右翼势力就越猖獗。
    三、历史教育的不同，也影响到国民对战争问题的看法。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但又必须用历史去教育国民。将本民族的不光彩的污点，载入史册，可警戒后来，这是一个敢于向历史负责的民族的表现。德国人以思想深刻而著称。但他们对二战的反思也颇费周折。五十年代的教科书在涉及纳粹罪行时一律是不关痛痒的轻描淡写。进入七十年代，西德青少年可以在教科书中读到更多的关于战争罪行的细节描写。近几年来，德国教育当局让教师鼓励学生就二战历史提问，最好能“给学生以历史责任感”，要讲真话。这样，德国年轻一代就能较客观公正地看待本民族的这段历史。
    日本就大不相同了。日本的右翼势力从未对侵略的历史作过真正的反省，反而梦想从抹煞历史作为扩展势力的基石，他们的言论极有市场。他们竭力掩盖日军过去干过的许多坏事。田中正明否认历史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和篡改过的《松井石根上将的阵中日记》却能出版。石原慎太郎等人翻案言论到处发表。上映的文献纪录片《东京审判》，把东条等战犯说成是爱国英雄。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政府愚弄民众，掩盖历史真相，美化侵略战争和战犯。绝对禁映反映日军细菌战的电影《荒原城堡731》，将“投降日”、“战败日”改为“终战日”。建立原子弹爆炸遇难纪念馆，大肆渲染日本是主要的受害者，但它却从不对导致轰炸的原因作出解释。于是，由于美国扔了原子弹，使得许多日本人产生一种安慰感，觉得从道义上说，大家都是一样的。从1948年起，日本政府就指示篡改教科书，如遇有批评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的字句，文部省不是要求删去，就是要求改写得含混一些，想方设法掩盖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的侵略本质。1982年，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教科书，在审定中小学教材时，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作了随意修改。在亚洲各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政府向亚洲各国道歉，然而，1986年5月，教科书风波又起，仍是文部省，悄悄批准了一个叫“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组织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编日本史》。该书回避了“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严重歪曲历史，美化日本对中国等亚太国家的侵略。另一方面，一些敢讲真话的记者、作家，不但其成果难以发表，而且还要受到威吓和骚扰。如仗义执言的本多胜一，经常遭到日本右翼团体的威胁，还被戴上一顶“卖国”的帽子。为了避免麻烦，他家的住址和电话至今不能对外公开，家前的名牌也用化名，外出讲演还要化装。在这种历史教育的误导下，日本的青年一代对50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是一无所知。1982年《读卖新闻》进行舆论调查，将中国战争看作是日军侵略的日本人还不到十分之一。军国主义的威信正在青年中树立。否定侵略罪行和性质的社会基础正在培育起来。
    日本与德国态度不同，除上述因素外，还有着文化地域政治等因素，试想，如果日本也象德国那样是一个处于英、法等西方强国之中的内陆国家，如果也遭受多次打击并受到强大力量制衡，那么，它还敢这样肆无忌惮吗？
    日本要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就应象德国那样，和过去的历史绝裂。对此，日本政府应拿出实际行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