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斯大林的主导思想和战略目标是保持大国合作态势，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为此目的，在雅尔塔体系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进入资产阶级议会，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注：详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载《东欧中亚问题》1996年第6期。）。 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斯大林在保证各国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反对他们按苏联模式建立垄断政权的企图，而是劝告共产党与自由党人、社会党人和农民党结成联盟，建立联合政府。还在战争期间，莫斯科就下令，在罗马尼亚占领区“绝对禁止实行苏维埃化”。日丹诺夫则对芬兰共产党人实行一党政府和“把芬兰归并于苏联”的愿望提出了批评。1945年秋天，苏联驻匈牙利公使普希金又指责匈共脱离了欧洲各党都采取的“共同路线”（注：ΡЦΧИДΗ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77，оп。3c，д。60，лл。7，40；д。63，л。33；АВΠРΦ， ф。77，оп。27，п。121，д。11，л。24.См。Γ。П。Муращко и А。Х。Носкова，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осточной вропе 1945-1948，оветская внещ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годы“олодной ойны”：1945-1985，M.199 5，лл。76-77，89-90，79。）。甚至到1946年9月底，斯大林还明确地向季米特洛夫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保加利亚不要急于推进社会革命进程，而要根据大局的要求考虑社会革命进程的发展。斯大林解释说：“我们曾认为苏维埃的形式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事实表明，苏维埃的形式是最好的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注：内·甘乔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的晚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107页。）与东欧其他各党不同，苏联虽然也曾表示反对在南斯拉夫实现苏维埃化，反对由共产党单独成立临时政府（注：АВΠРΦ，ф。6，оп。6，п。58， д。794，лл。1-9；ф。6，оп。7，п。53，д。872，лл。8-28.）， 但实际上，对于南共领导人在国内政策方面逐步实施的比较激进的措施，莫斯科很快就采取了默许，甚至赞赏的态度。
    南斯拉夫在战后采取了更加紧密地向莫斯科靠拢的方针。尽管铁托在1945年8月10日答外国记者问时，否认实行了社会主义的措施， 但后来还是承认在南斯拉夫建立了与苏联相类似的政权形式（注：《铁托言论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2-23、54页。在苏南冲突以后出版的文本中删去了这句话。）。在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南斯拉夫便使国内农业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1945年8 月临时国民议会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当年底又通过一项法律，取消了农民的一切债务。1946年7月， 国民议会通过了合作社基本法，开始向集体经济过渡。1946年12月通过了全面国有化法令，它在许多方面只不过是把现状正式肯定了下来。从理论上说，在少数几个未列入国有化的工商业部门中，私有制仍然允许存在，但实际上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注：详见查尔斯·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6-108、18-19页。）。对此，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1947年的一份报告中给予了高度评价，赞扬南斯拉夫在东欧国家中率先为新制度奠定了基础，其政权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对其他国家具有榜样作用”（注：ΡЦΧИДΗИ，ф。575，оп。1，д。41，лл。1-22；Cм。Л。Я。Гибианский，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1947-1948гг。По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1，л。164.）。在政治方面，南共虽然同意组成各党联合政府，但并没有采取保证各党权力平等的实际措施。1945年11月南斯拉夫人民农民党领袖向苏联大使萨德奇科夫抱怨南共在制宪会议选举中没有遵守与他们达成的精诚合作的诺言，希望莫斯科出面干预。苏联大使以不干涉内政为由采取了回避态度（注：АВΠРΦ，ф。6，оп。7，п。53，д。868，лл。16-18.）。同年12月14 日南斯拉夫通过了新宪法，萨德奇科夫在向莫斯科汇报时满意地指出，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依据苏联宪法制定的。至于南共针对反对党所采取的措施，苏联大使也表示满意，认为“成效已经显现出来”。他还指出，南共“正确地认为举行制宪会议选举和宣告共和国成立是在确立新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他们把这一胜利与苏联积极支持新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相联系。”（注：АВΠРΦ，ф。144，оп。296，п。154，д。3，лл。22-28；ф。144，оп。29，п。29，п。117，д。28，лл。139-146.）
    在此期间，苏南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政治合作。1946年1月， 铁托向苏联大使提出，根据以前的协商，打算派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讨论培训和装备35-40万人的南斯拉夫军队，并表示可以利用建立苏南联合公司的形式使苏联能给予南斯拉夫的军事工业以更广泛的援助（注：АВΠРΦ，ф。144，оп。30，п。118，д。10，лл。19-20.См。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29.）。1946年6月米高扬和南贸易部长彼得罗维奇签署了经济合作协定书，规定在南斯拉夫建立8个合营股份公司， 并拟定审议建立林业和造纸工业公司的建议。协定书还规定了苏联在电气化、食品、纺织、化学、机械工业、建筑材料生产和农业领域向南提供援助（注：Историко-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отде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внещн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Хедерации，ф。Логоворно-правовоеуправление，оп。11876，д。55，лл。14-16，17-19.-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30.由于在谈判中出现矛盾， 这些公司后来只建成了两个。）。苏南之间的政治合作主要体现在对马歇尔计划的立场和建立共产党协调组织的问题上。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使莫斯科面临一种两难选择：要么冒险让西方的影响渗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要么就使东欧与西方脱离接触，从而违背自己的意愿迅速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 注：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StalinYears.New York,Oxford,1996,p.27.）。斯大林选择了后者。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标志着斯大林战后对外战略的根本转变，即由大国合作政策转向集团对抗政策，而为实现这一转变的首要措施就是建立了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注：详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载《东欧中亚问题》1996年第6期。关于苏联对马歇尔计划反应的最新档案材料可见S.D.Parrish,The TurnToward Confrontation:The Soviet Reaction to the Mashall Plan,1947; M.M.Narinsky,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shall Plan,CWIHP （冷战国际史项目）Working Paper,№9,1994。）。与其他所有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不同，在这两个问题上，南共都是积极和主动向莫斯科靠拢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参与了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