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漱溟 梁漱溟与那些“国学大师”们，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他们是先打基础，然后专心问学，梁漱溟则说：“我本来无学问，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来，实来自我的问题，来自我的认真。因为我能认真，乃会有人生问题，乃会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学。” 梁漱溟前生是个和尚 1987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时，九十四岁的梁漱溟第一个即席发言，他说：“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来生，有前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 梁漱溟一语惊人，他与佛结缘说来话长。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九月九日，北京米市一个世宦家庭，一名瘦小的男婴呱呱坠地了，他就是驰名文坛的梁漱溟。时任内阁中书官职的父亲梁巨川，寓光大鼎新和长寿之意，给 孩子取名焕鼎，字寿铭。梁漱溟五岁发蒙读书，六岁还不会穿裤子，瘦弱多病而且呆笨，直到九岁，在父亲的启发下，逐渐从湖涂中清醒过来。他历经两度私塾，十三岁考入顺天中学，渐渐养成 习惯。他看到家里的佣人天天干做饭，洗衣服，很是辛苦，便问她们是否辛苦，而她们都说习惯脸上常有知足的笑容。自己家产富足，父母疼爱，不用操任何心，也挑不出任何不满意的地方，但内心却常常感到很纳闷，这是为什么？他为人生问题感到困惑，反复思考，悟出这样一个理：人生的苦乐不在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是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第一个欲望满足了，第二个欲望又来了，而欲望是无法全部满足的。 那时北京琉璃厂西门有个有正书局，出售上海狄葆贤主编的《佛学丛报》，当时梁漱溟对佛教的大乘、小乘尚不分晓，什么密宗、禅宗也不明白，但见到佛书就买，买回家就读，渐渐地发现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合拍，于是边学边钻，渐渐入了门。十六岁的他开始对人生的烦闷，倾向印度出世思想。 梁漱溟十八岁时，母亲张太恭人病重，她拉着梁漱溟的手亲切地说：“儿呀，娘最挂心的就是你的 婚事 ，你妹妹的同学陈英年，聪明伶俐，我很喜欢她，你就和她订婚吧。”早有出家为僧之念的梁漱溟听了之后，很久才回话：“妈，我一辈子不结婚。”母亲听了很气愤，指着梁漱溟说：“你胡说！”这时，梁父在一旁劝解说：“这个孩子是有向上心的，他总会走正路的。”就这样，梁漱溟拒绝了母亲给他订婚。 辛亥革命时期，梁漱溟在甄元熙的介绍下，参加了同盟会，在京津支部主办的《民国报》任编辑和外勤记者。社会的黑暗、官场的下流行径，使梁漱溟很快地感到厌倦和憎恶。他辞去了记者工作，在家闲居，攻读佛典，从二十岁开始长年素食，且不蓄发，俨然一个在家和尚。 梁漱溟喜和僧人接近，并和他们交朋友。民国十三年春夏之交，因严重失眠，住进北京万生园内一个叫极乐寺的破庙养病。庙里住着一个老和尚，山东人，头大脸长，身高体瘦，叫省圆法师。梁漱溟一见到他就觉得似曾相识。省圆法师住西厢房，梁住靠殿的北房，他每天跟老和尚一样食粥，吃完就同去散步，谈及佛学方面诸如造业、启惑、受苦等知识，十分地投缘。可是有一次，当梁漱溟谈及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里面包括佛教时，老和尚忽然正色批评他说：“你不要胡说八道，你懂什么？”老和尚的直率，让梁心里佩服，忙点头称是。梁漱溟在极乐寺住了四十多天，和老法师交往甚深。得知他开悟后还在静修，连称他是个了不起的禅宗和尚。梁后来还对人说：“我一生佩服再没有见过第二人” 由于梁母与北洋政府内阁司法总长张耀曾的姊弟关系，梁漱溟担任了司法部秘书。张勋复辟后北洋内阁改组，梁辞去了秘书工作，南下苏、杭，后又去湖南。他原打算到衡山出家，完成宿愿。一路上见到溃兵流窜横行抢窃 ，村民被害而无人去救的情景，“天哪，天哪，我们不能再活了”的呼号声，使梁漱溟十分难过，战祸惨烈，良心不忍舍去众生，他打消了出家的念头。 梁漱溟返回北京，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以示不出家，当为社会谋福利的愿望”，他呼吁社会各界组织国民息兵会，以共同阻止内战。他自费印刷数千册，分送各界人士，在文化界引起很大的轰动。 梁漱溟没有当上和尚，却仍过着出家人的生活，以出家人的精神从事讲学活动。他在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程，把佛家学说立于大雅之堂，开创了以哲学家地位来研究佛法的先声。他把印土各宗概略、本体论、认识论、世间论四篇讲义，合纂为《印度哲学概论》出版发行。后来又编了《唯识述义》，以弘扬佛法。 北大，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按梁漱溟说，这是很容易引起争名好胜之心的，与怀着出家念头的他极相矛盾。1924年，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席，以佛家救世精神，倾其毕生精力，探求中国民族自救的道路。他以“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的愿望，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乡村自治建设。1931年，他以一副佛教徒的心肠，创办了山东邹平研究院，在《拿出家精神来做乡村运动》演讲中说： “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 。 “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友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一般地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此时即如出家的和尚，出家时觉得世人都是在做梦。而自己甚为孤独，但多数人仍占在他的心中。佛家原是为众生，悲悯众生，为众生解决生死问题。这种不忘众生，念着众生的心理，作为乡村运动的人，应当仿效。而普通和尚很少这样活动，这样决心，自动发愿出家；如果那样地出家，等于未出家；他虽然出了家，不过随便念念经，其生活同世人一样无聊。这样的生活 是无味的……” “我今在佛前顶礼，披沥一心作忏悔。无始以来贪嗔痴，身语意业罪垢重。或有覆藏不覆藏，而今一切深惭愧……” 这是梁漱溟1954年春初住进北京医院写下的在佛前顶礼的《发愿文》。他为何发此深宏大愿表示忏悔？话得从不久前和毛泽东闹别扭的事情说起。 1953年9月8日，梁漱溟以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听了周恩来总理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第二天下午的小组会上，梁漱溟发言表示对总路线的拥护。散会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走过梁的座位，向他致意，期望他明天继续发言。表示一定不负重托。 国难时期，梁漱溟为探求救国之计，曾两赴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并且有了亲密的交谈和友好的争论。解放后，梁应邀从四川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主席对他的工作、私生活、住居作了妥善安排，并派车接他到中南海，征询对国事的意见。晚餐时，梁漱溟称自己是素食的，有一二个蔬菜就行，可是毛泽东知道后，就大声传话：“我们也统统素食，全用素 ，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梁为此很激动。在席上，毛泽东告诉他：“梁先生，我也吃过素，那是在沙滩，路过一个小馆子，看见宰羊，其状甚惨，从此吃素，不过后来回湖南又吃荤了。”梁漱溟觉得和主席感情融洽，以后，每一二个月就有一次交往，两个都共进素食。 梁漱溟是一位善于解剖自己，真正有勇气承认有错误的人。有人以他一生著作等身，《乡村建设理论》、《东方学术概论》、《儒佛异同论》，以及高龄晚年完成的《人心与人生》等著作在学术 界影响极大，而称之为“中国最后的儒者”，而他则自称只是一位笃信佛学的教徒，说“我一生所忙碌的事业，都是以出世者悲天悯人的心肠，从事入世工作”，由此乃能淡泊名利，超然物外。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常常题赠别人也是勉励自己的箴言。 1988年6月22日，梁漱溟结束了他九十五年的一生，弥留之际说：“我要休息，我要安静！” “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即心是佛佛即心，心佛众生不差甚。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此心好莫昏昧去，留得当前做主人……” 我们似乎听到梁老轻轻地念着这首写于“文革”期间被抄家后的偈诗,轻轻地走了,走了,永远安静地休息了。 梁漱溟为什么与众不同 1、他是因学问而出名的，却一向不自视为学者。 2、他不慕名利，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北大教职，他却在他当讲之年毅然辞去。 3、注重实践。许多人在大学讲堂里把孔子学说当做哲学思想来讲，而他认为儒学也好，佛学也好，都是人生实践之学。 4、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总是把中国问题最大问题摆在心上，不怕困难，先后用七八年的时间，到许多地方办学和考察。 做学问和做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不能上来就干，要有一些积累和准备，即所谓“学术基础”，或者说“知识结构”。鲁迅的学术基础是国学、德国哲学和浪漫主义诗学等；周作人的知识结构相当驳杂，他把它们分成八类：诗经论语注疏、小学、文化史料、年谱日记游记家训尺牍、博物书、笔记、佛经、乡贤著作。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学者，各有偏好，术业也各有专攻，但私塾似乎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共同起点，差不多都是从四书五经中背出来的。梁漱溟则不一样。他接受教育，尽管也是从这里起步，但他生长在北京，其父为开明人士，因而能得风气之先，成长经历与同辈学者之间，有本质上的不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