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就涉及到制衡了。在被明确解释过的三种制衡理论中，威胁制衡论的行为体是不论国家大小的。沃尔特提出，国家之间结成联盟的关键在于“制衡威胁”，而取决威胁程度的四个因素中就包括地理邻近度。
     不要忘记的是，“东盟成立的时候只是美国的一个小伙伴，如今则力图维持其他大国势力的平衡，避免某一大国的势力做大。张锡慎也在其书中写道，越南早已在1995年加入了东盟，中越的纠纷得到了东盟的关注。
     现在，同中国一样有边界争议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尼等东盟成员国同越南一道，有“使用一个声音”同中国谈判的行为，可以看出，东盟有关成员国有利用东盟组织进行结盟制衡中国“威胁”的偏好。
     所以，在制衡中国方面，越南同菲律宾等国有着相近的安全认知，今年越、菲两国相互呼应，在南海问题上挑战中国也印证了这种意图。
     当然，越南对中国安全认知的背后还是少不了其他大国的影响，尤其是新世纪，美越关系超乎想象地迅速改善，就如同中美在20世纪70年代关系的迅速改善一样，首先由于合作可以产生的利益最大化。

     中国在70年代承受着来自苏联的威胁，而越南也认为自己目前面临着中国的威胁，美国为了对中国进行制衡自然也乐于拉拢越南与之合作。而且不仅仅是越南，中国周边许多国家也出于同样动机同美国合作，美国同这些国家的军事交流也会加剧中国周边地区的紧张态势、使问题复杂化。
     更危险的是，某些国家甚至高估了美国对其支持程度，对中国的挑衅行为也超出了美国允许的范围，直至美国都开始呼吁南海问题各方保持克制。
     其次，来分析一下越南作为中华文化圈内国家对中国的安全认知。如果按照文明冲突论来判断，中国、越南与韩国等国家应该同属所谓的“儒教文化圈”，考虑到“儒教”是否是一种宗教存在争议，姑且将越南算作中华文化圈内的国家。
     如果用文明冲突论来衡量中越关系，那么双方应该充满亲近感，但事实上，同一文化圈内国家的认知更为复杂和微妙，尤其是中华文化圈。因为该文化中基本上是完全以中国为中心的，不论越南还是韩国，其文化绝大多数是中华文化的刺激扩散甚至是迁移扩散。
     自身文化的缺失会令这些国家对中国产生抵触，因为它们觉得自己会比中华文化圈外的国家更容易被中国同化。越南和韩国也都在上个世纪进行了去中国化行为，越南人使用的根据汉字创造的“字喃”被拉丁拼音取代，韩国人也更乐于使用谚文而非汉字。
     可见，中华文化圈中的越南对中国作为威胁的认知不仅是军事上或者领土纠纷，也包含了对文化侵略渗透的恐惧。
     但另一方面，同一文化圈内的国家在交往上确实更加方便，而这也是中越关系当中的一个积极因素，这个因素能否很好地利用可能会成为中越两国能否维持和平的关键，尤其是软力量学说在当今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流行，权力正在从“拥有雄厚的资本”转向“拥有丰富的信息”，而中华文化对越南千年的影响至今仍然是中国对越使用的一种软力量。